对法官进行评议，是北京市人大的述职评议工作的一个大胆突破。说它大胆，首先是它走出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把司法独立与司法不受监督混为一谈。对普通法官进行评议，正是把司法系统纳入日常化、系统化的监督，而恰恰是在有了法官评议的尝试之后，我们才猛然发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法官的外部监督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如果这一缺失得不到弥补，司法公正就很难得到保障。

　　它的第二个大胆之处，是地方人大克服了自身专业性的不足，勇于探索人大监督的普遍有效性。人大要对司法系统进行监督，就必须对宪法的精神有更加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对法律的运用有着良好的把握，但这对于地方人大的常委会来说并非易事。如果知难而退，如果仅仅满足于对政府官员进行评议，可能会万无一失，但这样一来，人大的监督就成为有选择性的，而非普遍有效的监督，人大捍卫宪法和法律的神圣使命就难以完成。

　　我们看到，北京市人大对法官的评议是以审慎的、科学的方式进行的。第一个接受评议的法官由法院推荐，最后的评议结果是全部满意，这样的评议无疑带有探索性质，避免了贪功冒进可能导致的过犹不及。不过，就人大评议的作用而言，既然要评议法官，就应该大胆选择那些群众意见大、问题相对突出的司法群体和个人，对运用法律不当的情形进行纠正，对错判、误判和人情案、关系案进行问责。不可否认，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但这正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应该承担的风险，也是评议工作应该承担的风险，因为人大的评议不同于评奖，它更倾向于辨析和追问，倾向于纠偏和纠错。

　　如果法官评议的结果不再是全体满意，如果有个别法官因为人大的评议而受到追究，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就将是震撼性的。这种震撼效应，这种深层触动，应该是法官评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