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万众瞩目的《反分裂国家法》当仁不让地成为本年全国“两会”的焦点话题。

　　其实，从古到今，反分裂从来就是华夏民族永远的政治议题。在几千年漫长的文化演进中，在“分”与“合”的历史轮替中，“国家统一”宛如烙印般提醒着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

　　2005年初的全国“两会”把反分裂作为一项核心议题，从而继续延续了中国人对分裂的否定和对统一的追求。

　　分裂是中国历史的“变态”

　　1987年的夏天，黄仁宇坐在纽约赫逊河畔的书斋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这段曾经促使很多历史学者重新研究秦汉史的文字，一语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所有玄机。

　　一个小的细节或者可以说明问题。《孟子》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大意是指春秋战国期间，黄河边上的各诸侯国把邻国作为自己的泄洪区。仅仅从治水的角度来说，中国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

　　像黄仁宇说的那样，“中国在公元前就统一，而且自嬴秦以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书同文、车同轨”的秦朝并未像嬴政期待的那样历万千世，但是嬴政确立的基本制度被后世奉为圭臬，万世不改。“大一统”的政治模式由此在中国扎下了根，并深刻影响中国至今。

　　长期研究古代大一统制度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杨松华认为,“这一制度包含两个层面，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国家法律及行政、军事制度属于正式规则,非正式的主要是指意识形态、社会习惯、传统教化等。”

　　也就是说，在“体”和“用”的两个层面上，中国都倾向于统一这个方向。

　　中国古代就有了对付分裂的原则

　　无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候，基本上都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战争。通过战争完成“由分到合”的过程，几乎是所有统一王朝的必由之路。

　　南京大学文化史学者赵益认为:“中国古代对付分裂的原则就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必须要有一个一统的政治。”

　　杨松华说:“在分裂时期，地方武装可能有无数。但是他们都自称是惟一的天子。比较明显的是三国时期。”

　　从近代历史来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先后通过第一次国内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建立了新中国。

　　和平方式的统一也不是没有。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西北大学教授刘文瑞说，“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及其相关的政治思想，这种和平统一，主要表现为周边地区的归属和依附，或者是小王朝生存不下去的投诚。这一方面，我以为，由于历史原因，对当代借鉴意义不大。”

　　刘文瑞说，从汉代起，就有了对边疆民族的特殊对待办法。到了唐代，这种政策更加成熟，就是羁縻府州制度。

　　赵益认为,“以藩邦制、朝贡制的方式达到全国疆域的统一,算是非武力的方法。”

　　以文化抑制分裂是这种大一统思维下的另一个特征。北魏孝文帝改汉姓易汉服，就是为了使中原百姓易于接受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有学者分析道，由于农耕文明是农业社会时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往往都被中原的农耕文明所同化。

　　杨松华说,“不论如何,主流的观念,还是抗拒分裂。历史上所谓的少数民族最后都变成了主流民族,比如蒙古族与满族,最后就融合出来中华民族。只要大的政治共识不丢，强调统一，具体运作方式有很多。

　　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疆域广袤的国家。从汉至唐，在5个世纪的分分合合之中，一种新的思路才逐步清晰起来。

　　面对一个由农业、牧业、渔业等不同经济文明区域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体多元”的政治模式应运而生。

　　杨松华指出，这种模式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体”是指，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实行全国一盘棋的一体化管理。

　　这些重大问题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统一,政治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统一,中央政府在全国的绝对权威和政令畅通,国家版图的不可改变,在全国性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时中央调遣力量的权力等。

　　“多元”是指对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行多元化的灵活管理，如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实行民族自治，甚至维持其原来的社会制度，各地区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经济实行灵活的调整，地方有部分独立财权等。

　　就这样，在元朝，云南甚至可以应用当地传统的贝币，与中央政府发行的纸钞同时流通，但是在全国力推纸币。

　　一体多元的政治模式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和而不同。刘文瑞认为，这种思想上的兼收并蓄，对现代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统一?说明中华民族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实际上就是这种政治智慧在世纪之交全球化视野里的中国的具体体现。

　　反分裂亟需新思维

　　刘文瑞说:“一国两制的提出,我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在新时期的发挥。”

　　他认为，台海问题已经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与古代把中国认为是天下中心、以华夷之辨对待边远地区，有了本质的差别。

　　在台湾问题上寻求不断突破，也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中央统战部干部刘正明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可以谈”的新提法受到广泛关注。

　　这是根据“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意愿日益增强”的现实情况提出的。“三个可以谈”富有新意和回旋空间。

　　第一个“可以谈”过去多次提出，现在重申，增添了一个新作用，使民进党不能以国民党已下台、国共内战的敌对状态不复存在为口实，制造分裂条件。

　　第二个“可以谈”以“与其身份相适应”取代“民间性”的限定，显然给予台湾方面以更大的想像空间，也切合台湾民众某些现实要求，是一个具有吸引力、针对性强的谈判议题。

　　第三个“可以谈”直指两岸关系僵局的症结所在，相对于过去避免直接触及，是一个明显突破。

　　“三个可以谈”体现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时代特色,既不失原则性又富于创造性,体现了祖国大陆的恢弘胸怀和务实精神,对于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推动两岸对话与谈判、反对分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