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了解，在已发生的矿难事故中，有近半数事故都曾有前兆，有群众或工人反映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黄彦蓉说，“与其事故发生后检讨、赔钱、逃命，为什么不能把预防关口前移呢？多少钱能挽回最宝贵的生命呢？”

　　黄彦蓉代表说，一线工人是最了解矿山生产安全的，可群众监督在安全监管中很难发挥作用。在一些地方矿山，工人和附近的农民都反映过存在的安全问题，当地工会组织也做出了反映通报。可是，这些宝贵的信息被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淡化了、忽视了，音讯全无，最后发生了矿难。

　　群众监督的弱化现象引起了代表的共鸣。戴兴旺代表是江苏省徐州矿务集团一名基层矿工，在井下当了20多年的矿工。他说，在一些煤矿企业，尤其是小煤矿，为了赶进度、赶产量，对工人反映的安全问题漠不关心，或者心存侥幸，把问题当成“耳边风”。“政府安全监管部门与一线工人的接触也不多，来检查时一般就是看看墙上的规章，提醒一下，可对井下情况、一线工人安全保障情况都不熟悉。”戴兴旺说。

　　甘肃代表团的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副总裁张志银代表认为，除了增加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外，遏制矿难必须建立有效的安全防控体系，把安全生产的预防关口前移，抓住事故发生前的“苗头”。“不能每次都是出了事故后，中央才下文件，各地才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把关滞后是无法挽救工人生命的。”张志银说。

　　黄彦蓉说，预防关口有很多道，可如果把关不严，还是无效。比如，有的矿山安全生产不达标，被责令限期整顿。可是，整顿间却成了监管“空白期”，矿山照样生产，而无人检查过问。“提高死亡赔偿额度是个办法，但它重在事后惩治，而安全生产的宗旨应该是以人为本，保障任何一个生命的安全。”黄彦蓉认为，事后惩处应更注重于追究法律责任，治人才能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