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1937年8月11日，张治中的长女、22岁的张素我结束了三年的英国留学生涯，回到上海。“7月份卢沟桥事变后，高官的家属都安置在青岛，我也准备去青岛。但是在英国接到的最后一封电报口气忽然变得很严厉，父亲说，形势现在非常紧张，让我回上海和他见面。”在北京崇文门的一处普通的民居里，张素我娓娓讲述着68年前的故事，虽然已是90岁的老人，但她思维清晰，只是眼神偶尔飘向窗外，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脸上的表情仿佛又回到做女儿对父亲的那种依恋。

　　“8月11日，我被接到苏州留园，留园是准备作战的秘密基地。我还晕晕的，就看到了正在布置作战计划的父亲。他瘦了很多，但全神贯注，看到我就让人送我去南京和母亲团聚，‘照顾好母亲和弟妹们。’也顾不上和我多讲话。我刚从宁静的英国小城回来，提了一大堆行李，根本不明白战争是什么。12日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了，我觉得母亲比谁都焦虑，但她还要安慰我们。没想到第二天(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了。上海变成了战场。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我长得像母亲。”张素我年轻时的照片完全是母亲的翻版，浓眉大眼，丰美多姿。解放后在外经贸大学执教17年，今年刚过了90大寿，眉宇间倒透出了父亲的文雅淡然。“母亲和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相濡以沫一辈子。”张家姊妹7人，除一女早夭，如今6人健在，4个在美国，在北京的长女和幼子张一纯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事对台工作30年的港澳台海外联谊会会长，73岁的张一纯不乏自豪地说:“国共两党高官惟有2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产党有周恩来，国民党有张治中。”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陪伴他直到1969年去世。“母亲没有文化，却跟着父亲见过许多大世面，性格开朗，与宋氏姐妹、何香凝等许多高官夫人交好，而且善于持家，我们全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他们从不让我们做少爷小姐。”张素我与张一纯不约而同说了一句话:“父亲和母亲总是在一起，任何时候，只要不打仗，我们全家就要在一起。”当上高官后，张治中有很多朋友劝他另组家庭，“娶更般配的小姐，父亲只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回忆起解放后每年看着老父老母穿着泳衣拉手在北戴河泡海水，90岁的张素我笑得很甜。

　　“淞沪抗战结束后，父亲回到了安徽老家，他更瘦了，心力交瘁的样子，我们都不敢和他讲话。他总是躲避参加内战，但是抗日却坚决勇敢地冲到第一个，随从发现了他写给我们的遗书，说要抵抗日本到底，如果活着回来反倒是一种意外。”1937年9月，张治中以身体为由提出的请辞终于被批准，“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最喜欢的古书拿出来读。”张素我记忆中的父亲那时候一脸思虑，“连说话都没了力气似的，疲惫不堪，我能看出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可是他从来不和我们交流战场上的事。”

　　但比起做军事家，做政治家显然需要张治中投入更多的心力。“对蒋介石，父亲一直忠诚，感情很深。上世纪80年代我见到蒋经国、蒋纬国，都对父亲带着尊崇。”张一纯说父亲一贯怎么想就怎么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期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可是石沉大海，父亲很绝望。后来周总理说‘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前一个是张学良)，又派专机把我们全家接过来。父亲终于留了下来。”“文革”中张治中上过两次万言书，都被周总理保了下来，“这样他见到毛主席还要问: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张一纯说，1967年以后父亲每天都要等他下班回来讲形势，“我们家被周总理保护了，但那几年父亲天天都想不通，比以前更加忧心。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1969年终于衰竭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