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全国各地60支合唱队的2000多名选手8月15日前后汇聚福建厦门，以歌咏的方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音协精选的《旗正飘飘》《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保卫黄河》等60年前的抗日救亡歌曲，把人们带回到那个气壮山河的时代。

　　“音乐是对抗战胜利最好的纪念，”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说，音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音乐家投身抗日洪流，创作了一大批代表广大人民心声、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今天仍催人奋进。

　　1938年7月7日创办于西安的刊物《抗战音乐》，记录了1938年4月30日西安市25所小学1500余人在西安市北大街公共体育场举办抗战歌咏表演大会等抗战活动的实况。那是个“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烽火岁月，音乐就是战斗的武器。

　　早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由左翼音乐家吕骥、冼星海、刘良模等领导的以宣传抗日救亡为目的的群众歌咏运动就首先在上海掀起，并逐渐在许多大城市展开。随着全面抗战开始，这种形式更是进一步深入到了全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从青年学生到妇女儿童以及抗日部队的战士都唱起了抗日救亡歌曲，”中国音协顾问、音乐家孙慎回顾起当年的盛况时说，他们嘹亮的歌声不但唱出了抗日救亡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念，而且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和热情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聂耳在这个时期成为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作曲家，短短的两年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35首歌曲，几乎首首流行，在儿童歌曲、劳动歌曲、抒情歌曲和进行曲创作方面都留下了难得的佳作。正如孙慎所说，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展开，与一批能够深刻反映群众心声、富有感染力而又易为群众学唱的新歌曲产生密不可分。

　　据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汪毓和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国立音专的黄自先生，就曾率领音专师生走上街头宣传和募捐，回校后立即创作出《抗敌歌》，第二年在“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中，他又创作出《旗正飘飘》。与此同时，陈洪创作出《冲锋》《上前线》；聂耳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任光创作了《打回老家去》，张曙创作了《保卫国土》《日落西山》，冼星海创作出了《救国军歌》《热血》《只怕不抵抗》，吕骥创作出《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创作了《救亡进行曲》，孟波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阎述创作了《五月的鲜花》，贺渌汀创作了《心头恨》《工人之歌》，刘雪庵创作了《长城谣》，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等。在歌声中，群众救亡抗日热情汇成股股洪流，复仇之火燃遍祖国四面八方。

　　1938年初，冼星海和光未然聚首于宝塔山下。延安春寒料峭，冼星海与光未然奋笔斗室，心中火热异常……1939年4月10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公演，“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旋律起处，观众沸腾。

　　汪毓和说，“七七事变”后，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毅然离别家乡亲人，奔向前线、深入工厂、机关、学校、军队、农村，积极鼓动群众的抗日斗志。在这个时期，冼星海创作出《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做棉衣》《军民进行曲》，此外还有陈田鹤的《巷战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贺渌汀的《游击队歌》《保家乡》《干一场》《嘉陵江上》，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参加八路军》。成千上万首歌曲，成功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强敌面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决心和正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心。

　　1940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革命文艺工作者仍以抗日的歌声推动着群众前进、记录着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李伟的《行军小唱》，卢肃的《团结就是力量》，张非的《让地雷活起来》，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都是这个时代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保卫根据地的历史性音乐诗篇。

　　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当胜利的消息最终传来时，音乐家们手中的笔下再次流淌出激动人心的旋律。李焕之创作出著名的《民主建国进行曲》，还有佩之的《战斗交响曲》，马可的《我们是民主青年》，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这些音乐作品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无比喜悦，以及对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无限向往。

　　后代的音乐史研究者认为，在中国音乐史上，抗战音乐的伟大，不仅在于诞生了一大批带有强烈时代特征和艺术品位的作品，也不仅在于它直接鼓舞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将士驰骋沙场，还在于它创立了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要让音乐真实地反映大众情感，反映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就是要让音乐在吸收借鉴外来表现手法手段的同时，坚持挖掘利用民族民间资源，坚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汪毓和说：“以‘救亡抗日’为主题的革命音乐，不仅是中国近代音乐史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它必将是整个中国音乐历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