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4岁到了广元后,最初巴金跟着母亲睡在一间大的架子床上。躺在被窝里的巴金并不害怕,因为每当他睁开眼睛,就看到母亲和平的睡脸,让他第一次明白“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也是从母亲那里,巴金学到了歌儿似的叫做“词”的东西。那时,母亲剪了些白纸头订成好几本小册子。巴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巴金和三哥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那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录来的。母亲亲手写的娟秀小字,很整齐地排列着。到了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光下,巴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手里捧了小册。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他们读着小册上面写的字。这是巴金幼年时代惟一的音乐。由此,巴金从没有一个时候觉得读书是件苦的事情。可惜不久后,巴金的第二个妹妹出生了,母亲不仅无暇顾及小哥俩的学习,还将巴金“赶”下了大床,让他与三哥睡一间屋子。
在广元过了两年后,巴金一家回到了成都。两年半以后,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巴金。
巴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巴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巴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巴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他是母亲最爱的孩子。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巴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然而他却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最后竟被这旧制度杀死了。”
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一直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巴金的一个表姐,大家都喜欢她,希望李尧枚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李尧枚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巴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他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李尧枚结婚后,家道已经很困窘了,巴金的父亲替他找了个差事,月薪是24元,从此,他结束了贵公子的逍遥生活,那一年,他还没满20岁,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一年后,巴金的父亲突然死去,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一下子压在了李尧枚的肩上。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
但他并不知道,他的磨难才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193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巴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巴金读到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就是李尧枚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巴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依旧不能够了解。
“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
因为只相差一岁,巴金和三哥李尧林有着最深厚的感情。从广元到成都,从成都到上海,兄弟俩几乎都是朝夕相伴的。父亲与大哥相继去世后,善良的三哥为了挑起全家的重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终身不娶,来拼命维系这个没落家族的一丝气息。在巴金心中,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分量。
1923年秋天,怀着一腔热情,巴金和三哥从家里走了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他们的师友,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
1930年,李尧林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作英语老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他还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准备“走马上任”。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巴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巴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李尧林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文图均摘自《巴金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