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联主席、巴金侄儿李致回忆起巴金，一种遗憾之情紧上眉头。白发苍苍的李致双眼湿润，连声道：“我为巴老做得太少了，常让他失望，我真不知如何才能弥补那些遗憾和过失。”

　　已过古稀之年的李致是巴金大哥李尧枚之子，叫巴金为四爸。李致11岁时便开始同巴老交往，从小就记得巴老教导他“讲真话”；成年后，李致又接受了巴老“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而不在于索取”的思想。特别是“文革”后，巴金、李致叔侄俩互相理解，感情更深。以下是李致老先生的回忆自述，充分体现了巴老一生饱含着“血浓于水”的亲情。

　　“我还记得那是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与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老通电话。巴老有语言障碍，主要是我讲成都亲人的近况和问候，不向他提问，以免他着急。那一天他突然说：‘你到上海来走走。’我知道巴老想念我，便回答说：‘到上海有点困难，等女儿暑假回来，争取到杭州来看望你。’”

　　“其实从1982年以后，我同巴老的见面机会就大为减少。因为我的工作变动，从出版社调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忙得几乎没有间歇，加上那时飞机票很贵。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写信给巴老说，准备只吃咸菜，以便存钱去看他。巴老很快回信说：‘你不用吃咸菜。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你买飞机票，实报实销吧。’”

　　“晚年的巴老其实很需要我这个作侄子的帮助。1988年2月，我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老知道后来信说：‘有一段时间我倒希望你退下来帮我做点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我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其实，我是极愿为巴老效劳的，但时间从哪儿来？巴老的失望，是我的痛苦。我一时找不出好办法，便主动提出帮助他校看日记。但由于时间和精力分散，校看工作拖得很久，影响了王仰晨的进度，使巴老着急。若干年后巴老给王仰晨的信上说：‘李致他们不了解我，我比较急，只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一直到1991年我去上海给巴老贺生日时，才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完成校看工作。我为巴老做得太少了！”

　　“晚年的巴老，非常思念四川老家，非常思念我们这些成都亲友。这以后，大概我每隔一年到上海去一次。我去上海后，总是尽可能待在巴老的身边。他精神好的时候陪他聊天，疲倦的时候就让他闭目养神。我的时间安排很紧，有几次，巴老都问我：‘为什么慌着回去？’但巴老处处为人着想，从没有强留过我。”

　　“我还记得10多年前巴老曾给我写信说：‘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然而那时我一天忙到晚，未能满足巴老的愿意。一直到1997年暑期我的家人去杭州看望他，他还念念不忘此事，临别时对我女婿说：‘李致前几年他不来，现在来我谈话已经困难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对不起巴老，多次让他失望，我真不知如何才能弥补那些遗憾和过失！”李致深情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