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经济半小时》10月31日推出《直面贫困》，以下为节目内容。

　　从今天开始《经济半小时》将用六天的时间，连续播出系列报道，直面贫困。我们注意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那么，贫困地区的农民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他们又如何面对贫困，走出贫困？我们派出了六路记者，去了六个省进行调查。今天我们来关注广西。我的同事熊曼琳去的是广西的国家级贫困县都安。

　　记者：“我现在已经走了1个小时。这里是广西革命老区之一，前面就到达了一个叫弄鸦屯的地方。弄鸦用当地话来说，就是这里的生存条件太恶劣，甚至连乌鸦都不愿意在这里生活。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一条羊肠小道是弄鸦屯通往外面的唯一出口。屯子里住了12户人。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正好碰到蒙汉国在放羊。他今年13岁，从没离开过这个村子。

　　蒙汉国：“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外面也从没有人来过这里。”

　　其实不仅是蒙汉国，由于没有路，除了出去打工的人外，屯子里的人没有出去过，也没有外人进来过。这里就像是一个被外面遗忘的角落。12户村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种地。种地需要浇水，供整个屯子吃水用的是一个水池。

　　蒙汉国：“这是天上下的雨水，我们就喝这个水。”

　　这个水池是全屯的主要用水来源。水池中经常漂浮着树叶和虫子。如果放的时间长了，还会有一种味道散发出来。像汉国一样，村民们很珍惜这里的水，因为如果用完了，就不得不每天往返3个多小时到山里去挑水。

　　蒙汉国：“我能挑大概50斤的水吧。”

　　记者在那儿呆了半个多月。这次采访让我们惊讶的是：现在还有人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里，最远的地方要徒步爬山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村里；在这里有很多孩子像汉国这样小小年纪就要干重体力活；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是三层木板房，听起来三层楼是个不错的地方，但事实上这些房子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修的，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一层用来养猪、养羊，二层供人居住，三楼是放一些杂物。当地村干部说一楼是畜牧局，二楼是人事局，三楼是物资局；在这里12户人家就有3个单身汉，当地人打趣说青山绿水好风光，只见阿哥不见嫂。

　　因为从没外人到过这个屯子，听说记者是从北京来的，村民特意从地里挖了芋头招待，这让记者很心辛酸，村民们大多以玉米粥度日，芋头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

　　那么导致这个地方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在大石山区最多的就是石头，而最金贵的就是土地，农民是在石缝中间种地，巴掌大的地方，种了一棵芭蕉芋，还种了一棵玉米。这里有一个形象地比喻就是：一个草帽盖住一片地。

　　蒙明不：“今年雨下得很大，风也吹去了，玉米倒完了，玉米收成没有多少，收成大概有400斤。”

　　蒙明不是蒙汉国的父亲，他说今年收成不好，口粮不够，所以必须出去买粮吃，全家能换钱的就是两头猪，但是猪却卖不出去。

　　蒙明不：“抬出去要请一桌人，8个人抬，这样就已经耗去2只猪脚的钱。”

　　原来由于屯子里没有路，车子进不来，所以必须花钱请人把猪抬出去卖，这相当于四分之一的猪肉钱，蒙明不舍不得，全家一年的收入也只有5，6百元。但是猪抬不出去，只能越养越大，也就越来越难卖。其实不仅是蒙明不，这个屯子里每家每户都有这个问题。正应验了那句民谣：养猪真辛苦，成本一百五，运费一百五，到头白辛苦。

　　蒙明不：“主要是路不通。”

　　由于路不通，汉国家的猪很难卖上价钱，自然也没什么收入。现在这个贫困的家庭已经没有能力再让13岁的汉国继续念书了，虽然他想读大学。

　　记者：“明年不能再读书了，你会不会很难过？”

　　蒙汉国：“像我们这么穷，不能读书还有什么可难过。”

　　汉国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个的现实，他的话总是很少。不过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蒙汉国：“谢谢你。”

　　记者：“为什么谢我们。”

　　蒙汉国：“因为你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山里。我希望有人来我们这里，可是他们都不想来，因为我们这里的路太窄了。”

　　后来记者告诉我们，当她听到汉国说谢谢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是个很不爱说话的孩子，我们的到来让他很激动。记者在编片子的时候每次看到这段还是会心酸。

　　广西都安县的蒙汉国之所以念不起书，就是因为家里太穷，而家里穷的原因是交通不便。政府也在帮他们想办法，异地安置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让这些人从山里搬出来。唐奎就是在政府的动员下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刚出来那会，和很多人一样，他对将来一点把握也没有。

　　唐奎：“两种打算，如果到这里变不了那我们就跑回去。”

　　唐奎搬出来后就住在政府新建的八仙开发区，政府投资解决了当地的水，电，路等设施，这为农民创造了打工就业最重要的基础。而唐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没有了，怎么吃饭？

　　唐奎：“我们不能种地，吃饭都困难。就是需要我们本人慢慢打工，今天你去做工赚10块钱，20块钱，那回来你就买一点柴米油盐，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到现在就解决问题了。”

　　白手起家，现在唐奎已经是承包修路工程的包工头了，每年纯收入就有1万元。闲下来的时候他会跟着儿子一起听卡拉OK。

　　开发区的居民都是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现在他们都盖起了砖瓦房，摩托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事实上，都安县通过异地安置的方式已经帮助6万农民搬出了大山。可是还有14万农民应该搬出来却没有办法再搬出来。

　　都安县扶贫办主任韦寿福：“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安置，加上现在上面的资金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扶贫办主任韦寿福告诉我，异地安置需要大量的土地，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可以让农民搬出来，而且购买土地和修建基础设施也需要大量资金，算下来平均一个人就需要2万元左右，14万人的安置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很多农民也不愿意搬出来。

　　唐奎：“他们说他怕出来，没有地就没有米，没有米就没饭吃。”

　　一方面政府没有土地，没有资金来安置农民，另一方面农民担心离开土地无法生存，况且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于是更多的农民选择了留在山里。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农民对故土的留恋。但这里自然条件太恶劣，世界银行曾经派人进行过调查，结论是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当地的政府和农民都在努力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正像愚公移山一样，一点一点挖山修路。上至年逾80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少年都在挖山修路的队伍中，他们要在这里开一条通到自己的家门口的路。中午村民休息吃午饭，饭是从家里带的，菜则是从山上采的野菜。修路需要钱，农民们自掏腰包。屯子里一共有22户人家，已经筹集了3万6千元修路。

　　村民们的钱是依靠贷款，打工和养猪养羊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可是修路需要大笔的钱。靠打工和卖猪赚钱实在是遥遥无期。

　　唐毓帅：“如果钱掏尽了的时候，我们实在行动不了了，就一起出去打工，半年或者一年回来再修，一定要把这个路打通。”

　　唐毓帅是修路的领头人。两年前他首次成功修通了另外一条路和隧道。当时唐毓帅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广东，送来11万元，县里给了5万元，其他捐献2万元，自己集资4.6万元终于修通了道路。现在唐毓帅家门口就可以通车了，这让他的生活富裕了很多。盖起了砖瓦房。不过唐毓帅明白，如果没有各方支持，修路实在像个天方夜谭。唐毓帅是幸运的，两年半的时间，他修通了隧道，也修平了道路。但是在都安县还有7000多个村屯，也就是数万人。他们没有这样的道路，他们还过着肩挑马驮的生活。由于没有钱，修路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过于奢侈的想法。虽然很困难，但是唐玉帅还是把路修通了。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和他一样修一条通往外面的路呢。事实上更多的道路是修不通的。我拍到了一条半途而废的道路。本来要修3公里，现在只修了2公里就停工了，因为没有钱。

　　按照国家扶贫开发计划，从2000年开始，国家就开始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5年过去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道路因为钱修不通呢？

　　扶贫办韦寿福告诉我，修路最困难的就是这样的等外路，也就是可以通到农民家门口的道路。而现在等外路三年只修了158公里，相当于整个都安县需要修路的2%，全县有7000多公里道路要修，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还要修150年。

　　都安县扶贫办主任韦寿福：“3000多个屯7000多公里，任重道远，非常难。”

　　韦寿福认为，进展缓慢的原因就是资金不足。在都安山区一公里路至少需要5万元到六万元。现在中央和自治区只能提供一半的资金，剩余的部分就要由农民自己想办法筹集。而且政府的扶贫资金有限，到底给哪个村，农民自筹资金成了重要的砝码。

　　记者：“村民如果不自筹的话，有没有可能进行修路或者其他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韦寿福：“按照政策来讲，你没有积极性，群众没有安排的，上面基本就不安排项目提供扶贫资金。”

　　记者：“就是说群众必须投钱？”

　　韦寿福：“要投钱，要参加劳动。”

　　其实不仅是修路，农民要掏钱，从前修的沼气池，水池，架的电线，农民都要掏钱。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一个沼气池至少需要1700元，上级补助600元，农民需要掏1100元。一个60立方米的水池需要1800元，上级提供1000元水泥，农民需要出800元。一公里电线6000元，农民要全部自己承担。现在修路1公里需要5万元，上级补助3万元，农民需要自筹2万元。对于农民来说，这些扶贫政策很得人心，但是每家每户都要出资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这对于山区很多年收入不过5，6百元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很多村屯没有路，没有沼气池，更没有电，因为他们用不起。如果他们勉强凑足了钱使用了这些扶贫项目，那么意味着在未来的数年内，他们要一直为吃饭和生存问题而日夜担忧。

　　面对扶贫资金紧张的现实，广西区采用了会战的方式，也就是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先彻底解决某个贫困县的问题，让一部分农民先走出贫困，然后再带动其他地区的农民一同进步。

　　广西区扶贫办主任胡德才：“集社会力量来提升他们的基础设施的档次。”

　　胡德才所说的社会力量包括来自交通，水利，卫生，电力等各部门的资金整合，这种方式增加了扶贫资金的总数量，从而也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投入。目前会战已经取得明显效果。本来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修完的道路，现在已经基本完成。

　　广西区委书记曹伯纯：“90年代初，广西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将近10%，也就是大约是700多万，到800万，现在降到100万左右。”

　　广西革命老区的扶贫成绩也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高鸿宾：“我觉得这是真的共产党，这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党。”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组数字，广西从90年代开始，用攻坚战和现在会战等多种方式，坚持扶贫，把贫困人口从90年代的800万，降到了现在的100万。事实上，中国的扶贫成绩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典范，根据国家扶贫办提供的最新数字，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现在的2610万。联合国开发署署长布郎曾经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中国的扶贫经验值得世界学习，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发展经验是制定并坚持有效的扶贫政策。但是，我国各级政府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扶贫任务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