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