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井冈山会师（油画）。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毛泽东诗词《七律 长征》（资料图片）  

　　而今迈步从头越——献给长征胜利70周年暨建军79周年

　　新华网北京7月30日电(记者徐壮志、孙彦新、张汨汨)冲出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跨越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纵横十四省区，转战数万里……1936年10月，当历尽千难万险的几支红色大军在黄土高原紧紧相拥时，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广为传唱的名字：长征。

　　作为一部生命写就的英雄史诗——长征，锤炼出了党和军队的一代精英；长征精神，成为党所领导的日益强大的人民军队不竭的精神动力。

　　长征二万五千里，始终朝着一个方向

　　在红军长征图上，四支红色的线条，如同四条飘逸飞舞的巨龙，在中国西部的山峦原野间盘旋蜿蜒，最后在黄土高原紧紧拧结在一起，汇成了一枚鲜艳的红星。

　　红色，像鲜血，更像初升的朝阳，那是红军官兵以生命和青春描绘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72年前的10月18日，18岁的钟明告别了层林尽染的赣南，从自己的家门口渡过于都河，随大军踏上远征路。

　　从钟明这样的普通战士到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踏上的，将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远征；他们所面临的，会是空前的艰难和牺牲。

　　90岁的钟明，至今仍然常从梦中惊起——战马悲怆的嘶鸣，军号激越的呼唤，老人一次次梦回当年的征战岁月。

　　“那时候不觉得苦啊，”抚摸着于都河畔那座高耸的长征出发纪念碑，老人头上那块曾令他三次被医生宣布“牺牲”的伤疤显得异常醒目，“只知道打胜仗，保卫苏维埃政权。”

　　当时并不识字的钟明，与绝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还不真正了解“苏维埃”这一舶来的词所代表的含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这一理想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创建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唤醒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聂荣臻元帅生前曾回忆说：问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苏维埃新中国”。

　　“这样的理想，使这支红色大军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长期从事长征研究的军事科学院徐占权教授指出。

　　也正是这种对理想的坚持，使红军创造出人类军事历史上举世无双的纪录：平均日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战斗发生；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整一次……还有，随时从头顶上落下的炸弹；还有，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经年积雪的雪山和吞噬生命的草地，以及难以忍受的饥饿和无尽无止的疾病……

　　湘江一战，8.6万人的中央红军损兵5万多。当时的先头部队战士唐进新回忆说：“敌人的飞机、大炮将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黑压压的敌群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

　　5天5夜，唐进新和战友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这一仗，我们全团伤亡过半，连团政委杨成武也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膝。”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擦干悲痛的泪水，唐进新和战友们继续远征。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团，他们突破乌江、抢占娄山关、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突破天险腊子口……

　　包括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在内的四路大军出发时，总人数20.6万，沿途补充兵力1.7万，长征结束时，还剩5.7万。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营以上干部就达432人。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红军官兵都有这样的觉悟。”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肖克将军曾这样告诉记者，“最重要的是，人不能放弃理想。”

　　1927年8月1日，时任连政治指导员的肖克参加了南昌起义。暴动失败后，肖克一路行乞归家。次年，听说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在宜章暴动，肖克又匆匆赶去，重新找到了党组织。

　　如今，这位开国上将的红色人生，与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人生故事一道，早已和继续被谱写成永恒的传奇，在绿色军营中代代传承。

　　血与火的洗礼，熔铸出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

　　经历过艰难远征的红色大军，从此成了充满生命力的红色种子。长征结束仅仅13年，毛泽东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共和国的诞生。在他身后，站满了从长征中走出的一代精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凑巧的是，这一天与长征胜利时一样，也是在10月。

　　“党的坚强领导，是长征胜利的关键。”徐占权研究员说，毛泽东在总结长征胜利经验时曾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我军自创建之初，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肖克曾回忆，长征出发前，作为党对红军根本领导制度的党委制曾一度被削弱，给红军建设带来了损害。

　　危急关头，是毛泽东再一次挽救了红军。

　　从“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夺取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各项根本原则。然而，随着“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了苏区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正确主张被全面否定。结果是，全国根据地力量丧失90%以上，红色大军不得不告别曾养育过他们的红色土地，被迫在血色残阳中踏上战略转移的远征之路。

　　“走又走不动，天天被敌人追着打，大家都感觉很窝囊。”回忆起血战湘江的惨状，唐进新说。

　　没有什么比死者的鲜血更能引发生者的反思的了。面对一批批倒下的战友，几乎每一个长征将士都像唐进新一样，对“左”倾路线深恶痛绝，怀念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打胜仗的灿烂日子。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实际核心，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这一刻，扭转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虚指昆明……重新把舵的毛泽东以一连串中外战争艺术史上罕见的大手笔，指挥红军以指东击西、形南实北的高度灵活动作，呼啸驰骋于黔桂川滇的万水千山之间。在蒋介石还在对着地图上那些复杂迂回的红色线条而迷惑不解时，数万红军早已跳出包围圈。

　　“长征，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与公认，提供了广阔舞台。”军事科学院战略教研部姚有志将军认为，正是通过长征，全党全军真正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队在团以上各级机构中恢复了党的领导制度，并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在遵义会议后任营教导员的老红军方国安回忆说：“长征中，不管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间断。”

　　无论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还是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聂荣臻生前曾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方国安老人说，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坚定了广大官兵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立军之本的认识。

　　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长征，锤炼出了一支越战越强的人民军队，锤炼出了人民军队的一代精英。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1300多位上将、中将和少将中，90%以上参加过长征。

　　担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

　　史沫特莱在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到达陕北的第3年，走进了这支红色大军。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这位著名的美国女记者满怀信心地写道：“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曾思玉将军回忆，抗战爆发后，连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

　　“第一仗，我们就给了日本人一个下马威。”当年吹响平型关战斗进攻号的司号员强勇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激战一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的呢子大衣，足够全师每人一件。”

　　夜袭阳明堡、设伏雁门关、血战黄土岭……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这些战斗之所以著名，其意义并不在于战果的丰硕，而在于对日军嚣张气焰的迎头痛击和对全国人民抗战信心的极大鼓舞。从此之后，一时甚嚣尘上的“速亡论”再没有了声响。

　　全面侵华之初，日军并未将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视为对手——这支刚刚经历过长征的部队，人数不足4万，不少士兵还没有一支步枪。然而，正是这支队伍，使凶残的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历时8年的全国抗战中，敌后军民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建立了遍及19个省区的抗日根据地……

　　无论是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战场，还是与国民党军队逐鹿天下，或是与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厮杀在三千里江山，从长征队伍中走出的红军将士始终是这支不可战胜的军队的中坚力量。

　　岁月悠悠，那场伟大远征的亲历者带着他们红色的记忆一个个离开。在他们身后，这支经历过长征战火洗礼的人民军队正如史沫特莱所言，还在继续创造历史。

　　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人民军队的建设目标始终盯着国际军事发展的前沿：全军各级指挥手段已实现自动化并快速向信息化发展，精确打击能力和信息作战能力实现飞跃。

　　济南军区某红军团“红一连”是一个曾涌现出10名战斗英雄，荣立48次战功的英雄连队。然而，新一代红军的传人们并没有躺在先辈们创造的功劳簿上。指着全连官兵探索编写出的“装甲车涉水登陆法”小册子，连长李堂林说，真正履行好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作为一支在长征中就勇当先头兵的部队，我们在新军事变革中同样应该勇当先头兵。

　　“打头阵，当先锋！”长征精神如同征战的号角，鼓舞着人民军队的新一代官兵。

　　“经过两年探索实践，我们已在一体化训练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成都军区参谋长吕登明在建军79周年前夕接受采访时说，“一体化训练的结果，是‘1加1大于2’。”他举例说，集情报侦察、导航定位、立体机动、火力打击、指挥控制、战场管理等能力于一体，可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新型步兵作战群，人员减少三分之一，作战能力却成倍增长……

　　从训练手段的改进到训练观念的变革，从人员素质的历史性飞跃到编制构成的精干高效，从常规武器的长足发展到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突破，从单一军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70年过去，红军将士们的万里长征，已作为举世罕见的人间奇迹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永垂史册。一代中华优秀儿女用生命热血铸成的长征精神，也已经注入进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民族的今天与未来。(完)

　　相关新闻：

　　新华社评论员：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

　　回顾长征，在我们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从长征的全过程看，有3个生死攸关的全局性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首先是正确的战略方向，其次是正确的军事指挥，再就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必须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以实现全党意志、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而这3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一个坚强的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正是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才有了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英明决策，彻底扭转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才能在敌军的重兵围堵中适时调整战略方向，使战略退却转变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才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的高度团结统一，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万里长征起于都

　　笔者重走红军长征路时，在瑞金遇到94岁的老红军、曾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老人。老人回忆说，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我们离开瑞金到于都集结，当时军民将山上的毛竹编成竹排拖到渡口，有关部门集中调剂各路船只和老表家的门板床板，在于都河上架起了八座浮桥。随后在瑞金的中央党政机关人员以及从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宁化等战场上过来的红军将士陆续来到于都集结，拉开突围转移的帷幕。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部队分别从于都的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过桥，标志着长征的开始。10月18日是红军长征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天，生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噙泪挥别老区的乡亲，周恩来等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依依不舍地从于都的东门渡口过浮桥，几天内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86000余人全部渡河西征，并首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西去湖南。当时于都河上灯火通明，唢呐声声，人如潮涌，老百姓拿着鸡蛋、花生、布鞋……送给红军，他们出动了上万劳力和800多条船只为红军壮行，唱起了悲怆感人的送红军的歌曲。

　　红军长征纪念碑缘何选址四川

　　几经勘察，反复比较。松潘县城北郊17公里的川主寺，进入了勘察设计人员和决策者的视线。川主寺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经过的地方，它背靠雪山，面对草地，既是前往“人间仙境”——九寨沟和黄龙自然风景区的交叉路口，也是前往若尔盖和红原草地的岔路口。东北去九寨，东南去黄龙，西北去若尔盖、红原，西南去成都。真可谓“四路交会”的交通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