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芦花会议

　　芦花会议(又称黑水芦花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月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进展迟缓，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7月20日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

　　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发展历史情况的报告。他全面汇报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判断错误，以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的失误，造成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较大伤亡。他说，四方面军在反敌人四次“围剿”中，是用尽力量与敌人战斗的，但由于红军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都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又由于没有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四次“围剿”，所以最后决定将主力向平汉路西侧撤退。而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为的是保存兵力，继续作战。他还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据地，“未伤原气”，“原气很足”，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存在错误和缺点。

　　接着，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补充报告。他们着重总结了四方面军由于大批提拔工人干部，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的经验。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工人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对战略战术弱，但主要是自己的经验。

　　会议对以上3个报告进行了讨论。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对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是：1.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使红四方面军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巩固与发展，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是值得一方面军学习的。2.坚决、积极、大胆地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迅速发展。3.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富有战斗能力。4.克服了疲劳和各种困难，到通、南、巴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恢复了原气，使红军扩大了10倍以上。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 .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失误。

　　会议期间，为加强前方部队作战的统一组织与指挥，利于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之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沙窝会议

　　由于敌情的变化，敌胡宗南主力集结松潘地区，张国焘即发生动摇，主张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结果延宕了部队北进的行动，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8月1日，中央军委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3日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央还决定将1、4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4方面军之第9、31、33和1方面军之第5、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1方面军之第1、3军和4方面军之第4、30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沙窝会议开了3天，8月4日至6日。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会上，张闻天首先作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即第一项议程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3.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继之，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1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1、4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关于1方面军，4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1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常委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4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4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1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削弱和崩溃；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二、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1、 4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三、关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还肯定遵义会议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四、关于1、4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强调加强1、4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1、4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1、4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并充分肯定了两个方面军的成绩，认为：“1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最后达到了与4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而“4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1方面军应该学习的。”同时也指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弱点与不足。还强调坚持1、4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六、关于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12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七、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1、4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