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于十月在北京召开，随着会期的临近，海内外对该次全会的种种猜想也逐渐多起来。本刊特请熟悉情况的北京权威人士，就即将召开的中共这次全会撰文分析。文章认为，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六中全会将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会议召开前夕中共的一系列动作、中共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巨大挑战以及中央高层的有关谈话，可以确定，除了例行安排，“社会问题”将成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其中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深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除了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的例行安排外，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主要议程。社会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提交中国执政党中央全会专门讨论，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
“和谐社会”理念，发端于二○○二年十六大报告中的“社会更加和谐”等间接表述，在二○○四年四中全会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被首次完整提出，在今年十月六中全会上，将被进一步提升为全会核心题目。
构建“和谐社会”在中央施政布局中越来越吃重，乃至成为整个战略高地上的一面新旗帜，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执政党审时度势应对现实挑战的不二选择。
众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跨入1,000美元门坎后，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两个结果：一种如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较好地化解了社会潜在风险，实现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另一种像一些拉美国家，人均GDP或许不低，但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动荡不安。
二○○五年，中国经济增长9.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700美元。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敏感阶段。中央政治局在强调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的同时，坦言“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是时下中国官方描述当前社会阶段的一对高频语汇，而矛盾凸显多发地带非社会领域莫属，其错综复杂之程度，已经超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中共面临六大社会挑战
首先，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据统计数据显示，二○○五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达3.22：1，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专家分析，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目前的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而可能会有6倍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二是居民收入鸿沟扩大，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分配不公矛盾凸显。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当前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数字触目惊心。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而农民和工人等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做出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报偿。
三是群众对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等问题反映比较强烈。目前中国的教育投入约占GDP的3%，低于世界平均的5%，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配置不合理，乱收费高收费现象屡禁不止；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相当薄弱，二○○四年全国城乡居民患病率为14.3%，比一九九三年增加0.3%，但就诊率却比一九九三年下降3.6%，城乡居民患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高达49%，看病贵、看病难是主因；内地目前不断上涨的房价已经超过大部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有七成城市居民没有购买新商品房的能力；二○○六年，新增劳动力达到峰值，劳动力总量继续增加，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持续话题。
四是老百姓打官司难，信访难，维权难，司法不公，民怨难息。一些地方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社会治安不佳，黄赌毒危害严重。重特大安全事故接连出现，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集体腐败、窝案、串案不断扩大，官场嫡系培养越演越烈。此外，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
五是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加大，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之一。据国家环保总局等政府部门透露，5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七大水系40%的水已经完全丧失使用功能。全国17%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目前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20%的儿童铅中毒，大城市里每十对夫妇就有一对因污染生不出孩子。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强烈不满。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二○○五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环境问题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
六是因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破产、拖欠和克扣进城务工农民工资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并演变成五大特点。一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六倍多；二是涉及面广，群体性事件几乎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各个领域和行业，波及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三是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成分多元化，有下岗职工、农民、城镇居民、教师、退伍军人等各阶层人员；四是行为方式激烈；五是组织化倾向明显。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在某些领域显化、激化的突出体现。
从深层原因来看，上述种种社会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形态和阶层结构加剧变动的大背景。随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以非公有制部门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组织迅速成长，私营企业、个体户、三资企业等新兴社会阶层正在崛起，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各自的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然导致政治诉求，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
与此同时，在经济深层改革尚未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寻租”性腐败越演越烈，加剧了经济转轨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九十年代要素市场化的“寻租”之后，近年来，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股权融资等领域，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它在形成少数“暴富”阶层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权力市场化成为导致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
而在社会事业和管理领域，中国一直以来呈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非均衡格局，政府重经济跃进，轻社会发展，社会事业欠账太多。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缺少相应的规划和政策，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政府官员协调复杂利益关系、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捉襟见肘，社会中介组织尚未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不强。
会前中共五大动作值得关注
新一届中央二○○三年上台以来，适逢中国社会沉和体制积弊终于显化的矛盾多发时期。沙士疫情、孙志刚事件、禽流感蔓延、农民讨薪潮、信访洪峰、矿难潮、环保风暴、改革大争论……
在频频遭遇社会危机、及时化解民生风险的过程中，执政党开始扭转一些地方官员的错误执政理念，方向盘由关注经济转向民生为本，中国大船开始向社会民生航道靠拢。
中共这一战略思维的变化，还体现在六中全会前实施的一系列大动作上。
首先，在国务院层面，努力解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职能严重“缺位”的问题。从100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不难看出，食品药品市场整治、艾滋病防治、安全生产、科教文卫、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控制房屋拆迁、信访条例……这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议题占据了常务会议的一半议程。二○○四年以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发布，《行政许可法》的施行，《国务院工作规则》的两次修订，都体现了温家宝总理改革政府的思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加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各级政府要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
其次，中央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图缩小收入差距，平息日益增高的民怨。今年以来，中央积极谋划，主动出招，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从七月份起，在公务员工资改革、中低收入阶层加薪的同时，国家电网公司下属24个省市的电力公司管理层降薪1/3左右，中石油、中石化、烟草等其它垄断巨头近期召开的内部会议都离不开降薪话题，一场“降薪风暴”似乎正在高收入垄断行业酝酿。而这一动向发生在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之后。中央政治局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三，中共高层亲自部署，舒缓劳资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在缓解贫富差距、修正分配不公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内部矛盾成为中央打造社会和谐的又一着力点，其中劳资关系成为突破口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拒建工会的美资跨国零售企业沃尔玛，近期在中国内地60个分店一下子建立起17个基层工会组织，今年年内还要拓展到60%的分店。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力争将在华外企设立工会的比率，由目前的25%左右提高到60%，二○○七年扩大到80%。外资设立工会这个曾经讳莫如深的话题，之所以在近期取得上述进展，与总书记胡锦涛的亲自批示不无关系。今年三月十四日，胡锦涛在《关于我国沿海地区外资企业中不稳定因素的情况分析和对策建议》上做出批示：
“健全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外资企业党建和工会建设等方面做好工作，化解矛盾，确保企业和社会的稳定。”
第四，中共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指标，从原先看重GDP转变为注重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经济指标向社会指标倾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官员政绩观，在中央倡导下，一个渐趋全面合理的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今年以来正浮出水面。“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摆上多数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北京、西安等城市今年纷纷提出，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深圳市制定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大指标。今年上半年，全国的能耗指标、排污指标不降反升，给全年目标形成威胁。目前国家发改委和环保总局已经分别和地方签订了责任书。在中组部把环保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后，江苏等沿海地区率先将能耗指标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让各级官员在发展决策上把经济成绩与能耗、环保成绩同步考虑。为了维护中央权威，纠正地方违反中央命令，片面追求GDP而不顾及环保的错误作法，国务院八月十六日对内蒙古新丰电厂违规建设和发生重大事故作出严肃处理，责成负有领导责任的自治区主席杨晶、副主席岳福洪、赵双连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
第五，以打击商业贿赂为重点，拿下一批高官和富商，针对官商勾结，反腐败向社会层面延伸。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民怨公愤极大，和谐社会难容，因此，打击商业贿赂被中央列为今年反腐重点，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地产反腐风暴。主管城市建设规划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均染指房地产业，收受地产商巨额贿赂而纷纷落马。此外，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遭“双规”、主管城建和房地产的副市长雷渊利等官员也因涉及房地产腐败而被“双规”。雷厉风行的地产整肃反贪，不仅有力地支持中央的宏观调控，也净化了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必要的法治环境。
政治局常委亲自挂帅起草组
随着新一届中央施政状态渐入佳境，种种善治措施，不管切入角度如何，着力点怎样，所指都是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按照中国官方的描述，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学者妙解社会之“和谐”二字：“和”字，谷物称禾，“禾”在“口”边，丰衣足食，人人有生存权之意；“谐”字，左边是“言”，右边是“皆”，含人人有发言权之意。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出后，立即得到了中共党内外人士的热烈响应和广泛赞同，而中央决策者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着清醒和理性的判断。
去年二月，中国党政军正省(部、大军区)级高官云集中央党校，专题研讨和谐社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是次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六项本领，以应对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六项本领是：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特别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我们在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我们要坚持从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决不可操之过急，决不可急于求成。坚持不刮风、不攀比、不吊高群众胃口，不提脱离实际的口号，不搞限时限刻的承诺，坚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执政党。中共中央党校专家认为，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头脑清醒，政策妥当，中国就可以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不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议题，正蕴含着执政党争取第一种光明前景，规避第二种黯淡前景的战略意图。
因此，中央决策层对这次全会的和谐社会议题极为重视，已经成立了由一位政治局常委亲自挂帅的起草领导小组，多位正部级官员都在起草组之列，有关起草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共中央将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一项纲领性文件，以执政党的名义向全国民众提交一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这份关系中国社会命运的路线图将以怎样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凭借着这份路线指引，中国执政党能否驾驭中国这艘大船顺利穿越波谲云诡的不测海域，驶向风平浪静的广阔天地？世人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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