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彩章同志送给我一本由他主编的《毛泽东与他的友人》，我一口气读完了它。

　

图为: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篆刻　一丁

　毛泽东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很重友情，在与友人交往中很重信义，特别是毛泽东广交朋友，虚心纳谏的领袖风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诸多启迪。下面仅举两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关于国家名号的问题有许多争议，毛泽东开始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认为“共和”一词本身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不必再重复，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张治中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与会人们的赞同。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中国军队用什么名义参战呢？毛泽东初步打算把入朝军队叫做“中国人民支援军”。黄炎培觉得用“支援军”难以区别这是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军队，不如用“志愿军”的名义，更可以准确表达军队的非政府军的性质。毛泽东从谏如流，采纳了黄炎培的意见。

    一个是人民领袖，一个是爱国民主人士；一面是直言不讳，一面是诚心接纳，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佳话。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采纳李鼎铭的“精兵简政”提案时所说的:“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对一个人，尤其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至关重要。不过，这个问题说起来易，做起来难。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情况么:一种是惟我独尊，搞一言堂，整天光听自己的声音，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没有言路何谈“广开”？不能集思何能“广益”？另一种是只是“偏听”，而不能“兼听”，做不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不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缺比较，失判断，甚至被谗言所惑，干出蠢事。还有一种只能听顺耳之语，不能听逆耳之言，一言不合，怒发冲冠，“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凡此种种，必然导致言路堵塞，使人敢怒而不敢言，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在我们的历史上，不是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教训吗？

    人言啧啧不可怕，啧有烦言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我们的先哲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阐明言者与闻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从言者讲，如苏轼所说的，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及许多史书之所提倡的“直言不讳”；从闻者讲，应懂得“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庄子》语)的道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作《史记》，把言细化为四种，告诫人们:貌言华，至言实，苦言药，甘言疾。过去历史上宫廷建华表，衙门设堂鼓，李世民提出“三镜论”，曹孟德下达《求言令》，等等，虽然虚实有别，目的各异，但可让人讲话这一点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古人讲究“武死战，文死谏”，说明谏者需要的是胆量；李世民“非惟能客人之谏，又导人使之谏；非惟子怒人之谏，又赏人使之谏”，说明被谏者需要的是肚量。

    广开言路，关键在领导。用人之道，不仅要有用人之法，还必须有容人之量。所谓容人，很重要的在于“容言”。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用雨果的话说，“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如果我们有个“能撑船”的肚子，有个“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李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