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华盛顿举行。虽定位战略经济对话，但由于出席官员规格之高，其重要性被外界认为不亚于中美政府间的一次高峰“论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博士认为，同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一样，此番战略对话将不会过分专注于汇率、贸易逆差等热点问题，而将是中美多个政府部门间的一次集体“面对面”。“通过对话寻求沟通与理解，将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首要任务。”

　　吴仪将在美国会发表演讲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已于21日上午乘机离开北京，同她一起前往华盛顿的还有包括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在内的十多位高级官员，整个代表团人数多达一百六七十人。

　　同去年12月的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一样，参加此次对话的美方官员占到了布什政府15名内阁成员的近一半。除财长保尔森外，美方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农业部长约翰斯、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莱维特、运输部长彼得斯、能源部长博德曼，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环境保护署署长约翰逊等。

　　此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也将参加会议讨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将致开幕词。

　　据悉，吴仪在美期间除参加战略对话外，还将同美国国会议员举行会谈，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就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主要问题“释疑解惑”。

　　据报道，吴仪同美国议员举行会谈是保尔森亲自安排的，目的是使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对华最强硬的议员们能与中方进行对话与沟通。虽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去年达到了创纪录的2320亿美元，但即使是美国经济界研究人士也认为，中美贸易分歧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另外，美方一直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基金管理和证券经纪行业，而中方要求美方减少对华民用高技术产品出口、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要求美方改善投资条件、调整经济结构等。

　　对话并非争夺利益的谈判

　　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宋国友表示，说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更应看重其“对话”的特性，而不能理解为一场争夺利益的谈判。

　　自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去年12月在北京举行以来，中美之间原有的双边对话、磋商不仅没有被覆盖，而且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机制依然在继续进行。6月，中美还将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磋商，而按照中美关于一年举行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约定，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也将在未来一年内再次在北京举行。

　　美方在会议开始前公布了此次对话的主要议题，它们分别是：如何控制经济失衡以确保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及进一步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更广泛的市场开放、能源安全与合作、环境保护和创新等。

　　宋国友表示，此番对话将在回顾首次战略经济对话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通过再次表达己方观点和立场的方式，为协商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创造气氛。

　　“因此，对话不会以解决具体矛盾为目的，而是为了进一步交流意见，让不同声音得到表达，令不同意见得到释放。”

　　他认为，中美高层将战略对话作为“通气会”、“排气管”的需求特别现实。“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保尔森一手搞起来的，他需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主张对中国制裁的议员已有几十个，如何疏缓美国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态度，也是中方特别需要努力工作的。”

　　“借中美战略对话同美国议员进行沟通，也许可以取得这种效果。”

　　对美“突击”采购不能解决矛盾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近日表示，她认为美国对华巨额贸易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消费欲过于旺盛。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

　　宋国友认为，中国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和美国相对较低的储蓄率，确实是造成中美之间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他还称，靠“突击”对美进行采购的方式，并不能解决事实存在的矛盾。

　　“中国对美大规模采购都是计划中的既定采购，只不过借某个重要时机提前进行了，要真正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还需要双方以真诚的态度相见。”宋国友说。

　　关注不同问题也有战略交集

　　目前，美方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知识产权问题等。

　　上周，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42名国会议员联合给总统布什写信，称中国以“不诚意”手段“操纵”人民币汇率改革，以“虚低”汇率继续营造不公平的贸易环境。

　　对此，吴仪5月1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部分美国议员一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不仅“不负责任”，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美国利益。吴仪指出，互利共赢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目标，正是这种内在本质才使两国的贸易联系强劲而充满活力。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已屡创新高。5个月来，在“小幅快跑”式的升值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先后近30次创出汇改以来新高，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5.59%。

　　“其实美方也知道，中方的汇率改革将继续遵循循序渐进的汇改方针，不会因为美方的压力而有所动摇。”宋国友说。

　　但中美在这次战略对话上仍有很大的战略交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中美有望在取消环境产品与服务的进口贸易壁垒上取得进展，由于双方已在去年达成初步协议，今年有望进一步落实相关产品的市场准入。

　　在产业政策方面，由于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涉及产业政策层面，在本次对话中，中国可能在出口退税、环保标准、劳工制度等方面作出某些承诺，借此推动产业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