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

　　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尚未根本改变，这是制定中国发展大政方针的基本立足点。

　　辩证看待“中国速度”

　　2006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GDP连续四年增长10%以上，已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

　　“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姆·福格尔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预测中国在2040年经济总量将超过12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而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算了一笔细账，提醒人们审慎看待这一前景：去年我国人均GDP为2042美元，比上年增长339美元，增幅近20%；美国则为43995美元，增长1919美元，增幅约4%。他说：“我们的增幅是美国的5倍，增量却不到人家的五分之一。从绝对数量上看，我们与美国的人均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又扩大了1580美元。”

　　去年，我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百位以后。如果说GDP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那么人均GDP反映的就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穷国。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醒人们辩证看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3年底，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说：“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更令人忧虑的是，我国经济机体内部还存在着诸多不够健康之处。经济结构矛盾依旧突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合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外贸依存度过高……这些不仅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也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了深层隐忧。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由此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各种社会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样的情形如不尽快改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难以持久。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要求下更大决心、采取更有力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早在三个世纪前，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财富积累，而我国经济起飞只有不到30年，无论从经济的量还是质上都相差悬殊，缩短差距绝非朝夕之功。这一国情，将长期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走向。

　　资源环境远虑与近忧

　　当前， “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的盲目骄傲，逐渐认识到，按人均算，我国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氛围日趋浓厚。

　　然而，国家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却难以完成。2006年，全国未能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究其原因，客观上，我国正处于重化工阶段，大规模生产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难以完全避免；主观上，一些地方和企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仍然不强，只顾眼前，不计长远，没有认真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

　　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已不是一个遥远的“明日危机”，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2003年，全国有22个省份拉闸限电，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国家环保总局曾有一个保守估算，2004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也就是说，当年10.1%的GDP增长率，扣除污染损失，就只剩了7.05%。

　　有人说，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但是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当前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高速发展的美国相比，起码存在三方面的差别：一是在大致相当的土地面积上，中国人口是当时美国6倍多；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比当年美国快一倍；三是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当年美国水平。这一切都意味着，目前中国的治污任务更为沉重。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资源环境成本看作我国未来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有专家测算，假如矿产、土地、水、空气被迅速消耗、破坏，工农业生产成本将成几何级数翻升。由于这种破坏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将比可能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加严重。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着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逐渐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今年，又连续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资源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身利益，更是事关民族未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使节能环保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尚需全社会付出更大努力。

　　化解社会矛盾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人民感受最突出的一点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名列第85位，比1990年前移20位。其中一些社会指标的进步举世瞩目，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万。

　　但是2006年，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城市化、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指标计算的社会水平综合年代差，中国与英、美、德、瑞典、法等国差距超过80年，仍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

　　从各国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时，是社会矛盾最突出、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说，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这样的国情出发，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从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使百姓享受到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然而，我国正面临着一系列“两难”矛盾：既要加快工业化，又要超越依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广泛吸纳劳动力的优势；既要推进城镇化，又要避免大量圈占农田导致耕地减少、农民失地……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出现的新特点，给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许多新的难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已经取代过去的单一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取代了封闭的社会，成万上亿自由流动的“社会人”正在取代过去那种一辈子依靠单位的“单位人”。诸如此类的变化，既使一个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也给中国社会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难题。

　　牢记基本国情，增强忧患意识

　　曾经先后7次访问中国的路透社总顾问马婷洛女士说：“中国的发展真是一天比一天快，充满活力，充满希望。”这位国际友人的评价是客观的，她既称赞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看到中国更大的发展是在未来。

　　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二，这个社会主义处于不够发达的初级阶段。

　　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论断仍然正确而深刻。从时间坐标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空间坐标看，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

　　中央党校社会学系主任吴忠民说，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是明确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科学制定大政方针、正确提出发展目标的基本立足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一系列革命方略离不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今天要想回答和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样不能脱离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这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证据之一。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同时并存的新形势新情况，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新的考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分析指出，从国际看，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保持清醒，不能头脑发热，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超越阶段，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