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老手工作坊

　　2007年12月，香奈儿发布了设计师卡尔·拉格斐的“巴黎—伦敦”高级手工坊系列，它正是献给巴黎的6间高级手工坊，集合了Desrues纽扣坊的修饰技巧、Lemarié的羽毛配饰、Lesage的刺绣功力、Massaro的制鞋天赋和制帽工坊Michel的作品，以及Goosens的金器和银器。“这次时装秀所展现的调性，散发着后现代风格，但同时也不失浪漫特质。我并在作品中巧妙地结合了许多精致细腻的朋克元素。”卡尔·拉格斐解释道。这6家工坊在过去的10年间被香奈儿一一买下。

　　为了这组发布，45名刺绣工已经在位于巴黎蒙马特的Lesage刺绣工坊里赶工了一个月，每天他们都忙碌地围坐在木制缝纫机前，往衣物上匝钉金币、缝制水晶、镶嵌串珠，他们的针脚精细而小心翼翼，好像在缝制甜美易碎的焦糖。刺绣坊曾与迪奥、纪梵希、伊夫·圣·洛朗等高级成衣制造商合作，是全球最大的时装刺绣供应方，拥有超过60吨供应品存货，当中包括19世纪70年代保存至今的闪光水晶，20世纪的圆拱形宝石、莱茵石、玻璃珠等。“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哲学。”刺绣坊的家族传人弗朗哥斯·莱萨基(Francois Lesage)说。他今年76岁，技艺经过50年磨砺，1949年从他那活了125岁的父亲手里接管了刺绣坊，他将手工制作称为“传递了严苛的道德规范和容不得一点儿杂质的优雅”。

　　莱萨基说，20世纪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光刺绣工就有1万人，到50年代，全世界还有超过20万名女性穿高级定制，这是资产阶级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购买高级定制服装是一种礼数周到的社交活动。迪奥一年就会搞两次，邮寄出300张有黄金浮凸的邀请卡给老客户、记者和名流。每年的1月和7月，发布会在位于蒙田大道30号的迪奥总部举行，宾客坐在精美的椅子上，身后放着巨大的花缸，里面插着玫瑰花、栀子花和康乃馨。发布会准时开始，不会为任何人特别妥协，据说有一次温莎公爵迟到了，就只能站在过道里。但现在，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生产成衣系列，高级定制购衣会也被时装周取代，全世界每年购买高级定制服装的女性仅有不到200名，手工作坊客户流失严重，工匠数目骤减，巴黎的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Lesage刺绣坊被香奈儿收购，但没有垄断，仍允许它与其他高级定制供应商合作。莱萨基说收购后刺绣坊景况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多地为成衣系列服务。

　　Desrues纽扣坊也是巴黎最老的手工作坊之一，成立于1929年，原本位于巴黎玛黑区，20世纪30年代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名忙碌的裁缝和工匠，后来只剩下这一家。Desrues纽扣坊一度十分萧条，1984年只有20个工匠，1997年被香奈儿收购后，工匠人数递增到170名，原来的老作坊都盛不下了，不得不迁到巴黎郊外的一间8600平方英尺、窗明几净的大厂房。纽扣坊基本延续旧做法，但也逐步加入了现代科技。工艺开始于一只由设计师打造的金属或硅铸模型中，合金被倒入，经过离心处理从模子中移出，之后进行修剪被拋光，镀上金、银或绿锈，最后进行打磨抛光。如果是所谓的“有机”或天然原料，如角或珍珠母，会由计算机制作模板，再按程序设计传送到配备激光的无人机器中。纽扣坊每天生产4000只纽扣，每年有100万只专供香奈儿，其中仅有3000只用于高级定制系列。

　　为法国一家国家媒体工作的林祖强，在过去10年间走访调查了法国30多家手工作坊，他说:“老手工作坊是法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法式精美生活的语言。”法国政府对老手工作坊始终有及时的保护，比如每年都有行业协会评选出“最出色的工匠”，文化部仿照日本的“活着的国宝”为个人授予“工艺艺术大师”，并评选集体“最优秀工坊”，还以经济扶持的方式鼓励培养学徒。但传统文化的传承除了保有技艺与文化保护的“文化生命力”外，还需要必备的“经济生命力”。在过去10年间，全球化与品牌集团营销都使法国老手工作坊受到打击，市场难以承受其价格，部分作坊不得不转移生产基地，降低劳动成本。林祖强在法国南部小镇参观过一家铜器作坊，部分生产已经转移到北非，甚至使用机器代替手工，他眼见从北非运回的成品老式旅行箱，与法国本地手工制作的天差地别，旅行箱的铜铆钉嵌入和箱角处的弧线，已经全无旧日的细微与精致。林祖强认为，大品牌收购老作坊的确缓解了其客源稀少、经济紧张的问题，但精品的定义已由“讲求高品质”转为一道标签，许多品牌是打了个概念差，将高级定制服装的附加价值转移到成衣配饰上，买一件批量生产的制式化产品，仿佛就享有了高级定制的光环。更多最优秀的手工作坊并不急于被收购，因为近年来厌恶大众化产品的消费者数量逐渐增多，这些作坊的顾客正在回流。

　　“时尚逃兵”能逃走吗？

　　“时尚逃兵”(Luxury Refugees)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泽》给出的新概念，指因为与大品牌集团的妥协而对其贪婪大彻大悟的设计师、香水师、主管以及消费群体，他们逃走了。将手工作坊的旧式精美真正应用到市场化的成衣系列，大约是“时尚逃兵”在大品牌内部的反省与改革。香奈儿胸怀对传统与精致的尊重买下了这几家工坊，同时也对千篇一律的名牌时代提出反思。“你不能够宣传一套高级洋装，结果放上一堆垃圾来卖。”卡尔·拉格斐说，“总得有人来做这些，不仅是保持传统，而且要助其发展，我们需要这些精巧的工匠，并将来自过去的技艺运用于未来。”

　　更多“时尚逃兵”与大品牌集团划清界限，其中最著名的非前Gucci设计师汤姆·福得莫属，虽然此后的他有点找不着北，却有一番雄心勃勃的说辞:“今日的品牌产品太唾手可得，每样东西都太过制式，而且运营方式太过平淡。它就像麦当劳，背后的商品与哲学跟麦当劳非常相似，在每一家麦当劳你买到的汉堡与经验都一模一样，LV也没有分别。我们帮助Gucci制造这个现象，在当时是对的，就算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那时这个世界正在全球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为荣。但是这不是我现在感兴趣的了，我强烈反对！所有这些手提包广告都让我反胃，它太过制式。去想顾客还不会跟我们一样厌烦非常愚蠢，我相信小公司的影响力不输给大公司，我们可以从小规模、旧式的精品中学到东西。”法国女鞋设计师品牌Christian Louboutin也是时尚行业中的稀有产物，由设计师拥有并经营，企图心小，生产无懈可击，却极度成功。2000年在巴黎一座私人宅邸的晚宴中，设计师鲁布托(Louboutin)女士刚在沙发上落座，就被4个成功商人包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你的公司呢？”其中一个问道。鲁布托就像个被邀请跳舞的女孩，她红着脸说:“不了，谢谢。”当被问到“时尚逃兵”真的能从商业法则中逃走吗？唐娜·托马斯说:“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只要保持小的、独立和正直。当一家公司有了伟大的梦想，它就要面临浮士德式的抉择——是为了获取财富、积累名声而将灵魂卖给魔鬼，还是保持本有的个性？这其实，也仅仅是一种人格考验。”

　　高级定制与无印良品固然不同，但都是对大品牌集团制造的平庸与制式的厌倦，是自身对全球化的小小反抗。有的人愿意重温那起源于宫廷时代的华贵，唐娜·托马斯复述了一遍卡尔·拉格斐讲的段子:有些购买香奈儿高级定制服装的人很忙的，她们乘坐私人喷射机来试穿衣服，无论何时那款式出现在红地毯上，那些女人会立刻取消定制。“这样的人在中国，有超过两个。”卡尔说。而更多人选择更小众的品牌甚至淘换无牌衣物，以此来轻蔑世俗乐趣，来展示“一种骄傲”。如同瑞士神学家汉斯·昆所说:“不时时刻刻追求、不时时刻刻想方设法购置一切，不受威望和竞争规律的控制，不崇拜富有。这是基本的态度: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这一切都和蝇营狗苟、胆大妄为的傲慢以及在物质上的富人和穷人都能见到的那种患得患失针锋相对。”唐娜·托马斯便称自己不是个“素有着装考究恶名”的时尚记者，而更喜爱简单打扮，坚信少就是好，她接受本刊采访那天就穿了一件“品牌没有人听说过”的运动衫，不化妆，不愿意佩戴首饰，“花了一整个早晨来打理我的有机花园”。

　　求助“中国元素”

　　2008年7月10日，中国设计师马可的作品“无用之土地”在巴黎高级时装周发布。以米白、黄褐、墨灰和湛蓝为主色调，以回收材质和棉麻丝毛为原料，呈现接近自然的质朴状态，模特在发布上还表演了贵州的纺线术、蒙古族的漂染术，实验意味浓厚。此前这个系列已经入选“国际年度设计大奖”候选人名单，并于2月到4月在伦敦设计博物馆进行作品展示并角逐“国际设计大奖”，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服装设计师。事后，马可写了篇文章阐述创作理念，“我追求的精神价值和目前的流行时尚完全相反，事实上，恰好是人类历史所经历的那些质朴时代深深吸引着我，那时的人们怀着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和对事物最初始的认识，过着一种最为本质的简朴生活。那些来源于生活而非出自名家大师的质朴之作具有强烈的时间穿透力，横跨了千百年，撞击着现在的心灵。这就是我的追求，让服装回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让人们过分刺激的感官恢复到对细微末节的敏感。今天的时代中，真正的时尚不再是潮流推动的空洞漂亮的包装，而应该是回归平凡中再见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华不在其价格，而应在其代表的精神”。

　　唐娜·托马斯也仰慕中国文化，她说:“中国虽有‘世界工厂’的名声，却可以效仿日本，从廉价劳动力提供方和产品制造国做起，以具有东方特色的、高品质的工艺征服世界。”言外之意，“中国设计”虽然在世界舞台上起步晚，但一旦流传便有新鲜的魅力和卓越的个性。从夏姿·陈入主上海滩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主题走进国际视野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元素”也因其朴素与经典再度引发关注，只不过它的起源是小众而隐秘的，由一群无所忌惮的年轻人引领。

老金就是一个。清晨6点，他就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鬼市”里溜达，市场全名叫“中商和众旧货综合交易市场”，因为整修，摊贩就在工地边上的瓦砾堆里摆摊。塑料布铺在地上，物件五花八门。站起身回头望过去，能看见城里的高楼大厦，不远处是等待拆迁的乡村。这集市有一种“暂时性”，岁月泛起许多零碎的物什，它们被淘汰、被抛弃，又被汇集到地摊上。流连于此的有各色人等，他们把这里叫做“劳动人民大市场”。老金颇有斩获:两台老式手摇电话机、一台带显示屏的旧监视器、一沓牡丹花塑料皮笔记本、一台烟台永康钟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老式座钟，统共不到1000元。他试图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肩上的大包里，包很快就被撑得变了形。这只包的名字叫“Paul Smith Mini”，上面印着一辆花Mini Cooper，源于1998年英国设计师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艺术作品“Art Car”——把老款Mini Cooper涂上24色83根彩条，汽车仅在英国和日本有售，印着汽车照片的大包在全球售卖，价钱过了万元。但在老金看来，包里包外都差不多。“Paul Smith Mini”撷取了老派英式工业的典范Mini Cooper，他所淘的旧物件又都是中国当代设计的精华，它们蕴涵着一脉相承的纯粹审美和恒久魅力，流露出回归本原的趣味和质朴光泽。所不同的，Mini Cooper和Paul Smith都已经纳入了时尚流转，而另一些是躺在“劳动人民大市场”里的“破烂”，只有一些古怪的年轻人跑到这里，发掘它们身上的历史特色和“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