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日电题:何时“三怕”变“不怕”--代表委员聚焦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三怕现象
记者王宇、顾瑞珍、孙闻、于文静
农民工进城务工有三怕:一怕进城找不着活干,二怕有了活干又上当受骗,三怕干来干去拿不着工钱白干--“三怕”成为当下进城农民工的最大心患。
近日,记者跟随多名农民工在劳务市场、城市街头、建筑工地一起找工作,体验其疾苦,了解其心声,深刻体会到当前进城务工农民工的“三怕”心理,并就农民工担心的“三怕问题”与即将抵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了连线。
一怕进城找不到工作
放下筷子、吃完年夜饭就想着进城找活干的四川农民刘二明正月初六就来到北京,每天都在劳务市场转悠,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等半天才等到一个招工的老板,可立马就会围上来十多个找工的人。”
河南安阳姑娘韩书艳与刘二明有相同境遇。韩书艳年前就留在北京找工作了,城南正规的、非正规的劳务市场走了个遍,有时她也在大街上溜达,看到有公司贴出招聘纸牌就推门而入推销自己。经常是饿了就买个煎饼,渴了就喝口早上出门灌好的凉白开。这样的日子持续了50多天。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有2000多万像刘二明、韩书艳这样的农民因生计问题加入到找工大军中来。但在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用工需求的减少毫无疑问加剧了他们找工的难度。
“年后我又在人才市场跑了十几天了,北京城转了一半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信心都快磨完了。”韩书艳说。
“外出打工的收益已成很多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农民工进城打工就怕没活干。对此国家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农民工走进城市。”一直关注农民工就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三说。
“中央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就业岗位,特别是要增加能吸纳更多就业人群的服务业就业岗位。”近期组织进行农民工调研的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说。
全国政协委员田岚认为,增设岗位也好,增加培训也罢,国家对农民工就业要做长期规划,而不仅是权宜之计。
二怕找工作被骗
在北京六里桥,有成百上千来京务工农民聚集在这里寻找生计,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附近居民和城管叫它地下劳务市场或劳务黑市。不少人在这里找工被骗。
陕西韩城农民工刘文军也有被骗经历,其中一次最离谱。一次他在报纸招聘广告上看到有家保险公司承诺:可以提供就业岗位改变命运。去了才知道必须先买保险才能上班,而上班后主要做的就是要把更多想改变命运的农民工拉进来劝其买保险。“后来听人说这其实属于传销。”刘文军说。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第一次出来打工的农民工,都有过被黑中介和不良用工企业欺骗的经历。其中一些流落街头,走上犯罪道路。一些年轻的女性,受到黑心用工中介的欺骗后,从家带来的钱所剩无几,为避免流落街头,只好到可以包吃包住的按摩院、休闲中心工作,其中一些逐步沦落为色情服务者。
“黑中介现象一直存在,现在企业岗位需求有所减少,加剧了就业环境的恶化,使得农民工找工被骗的现象增多,对此政府一定要给予足够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教授毛蕴诗就此指出,这需要从两方面来缓解:一是农民工自己要提高警惕;二是地方政府要加强对劳务市场、不良用工单位的监督,对影响就业环境的恶势力进行严厉打击。
提交三农问题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台联副会长梁燕君认为,地方政府要针对农民工多开就业招聘会;此外,政府要出面办一些福利性质的中介公司,把黑中介赶出市场。但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摆正自己的姿态,为农民工就业扮演好服务者角色而非管理者角色。
三怕拿不到工钱白干
曹山是来自河北任丘的农民工小伙,嘴唇上的茸毛还没长硬,看上去不到20岁,却有着3次被拖欠工钱的经历。最近的一次是在北京西客站地下通道,被几个自称是“西站保安分局”的人带到大兴区黄村一处居民小区做保安。“干了三个月,一分工资不给,还经常挨打,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就偷偷跑出来了,行李都没敢拿,更别说去要钱了。”曹山说。
“对我们来说,欠薪是常事儿,讨薪往往要挨打。老板发工资从来都像挤牙膏似的,你讨急了他就找人‘削你’,把你打残了,你也只能干挺着。没辙。”来自内蒙古通辽市、在北京打了八年工的赵忠强跟记者哭诉。
记者通过连续数日跟随农民工找工作发现,近几个月来,干了白干、拖欠工资的现象明显恶化。一些不正规的用人单位要么拖着不给工资,要么找个理由把员工辞退。一些黑心企业把去要薪的农民工暴打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打白工已成为很多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最担心的事。
“实在是无法无天!”听了记者的讲述,梁燕君委员指出,地方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需要从三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从源头上治理,严厉打击非法招工、黑中介和不良用工单位;二是给农民工提供申诉的绿色通道,成立牵头部门进行管理;三是要尽快成立相关机构,对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城市漂泊的农民工施以救济和帮扶。
全国人大代表、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张全收呼吁,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农民工集中地区建立农民工再就业免费中转场所,改变农民工散兵游勇状态,加快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正规化、有序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