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记者孙闻、张晓晶)“目前医改方案确立的目标是‘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我觉得这还不够完备。”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说，“我认为更好的表述应该是‘让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基本医疗服务’。”
“‘人人享有’体现的是医改的均等化，‘负担得起’强调的是它的公益性。‘人人享有’是基础，‘负担得起’更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戴秀英委员进一步阐明了她的观点。
两天来，记者与来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谈起医改，从他们口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均等化和公益性。
不能再让穷人帮富人
“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戴秀英委员说，“但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较为突出的就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形成了‘穷人帮富人’的怪圈。”
她说，目前医疗资源分配总体情况是，政府投入与满足老百姓实际需求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而且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受70%医疗资源，70%农民仅享受30%医疗资源”。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认为，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力度，增加了对卫生防疫、疾病控制的投入，乡镇及社区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负责承担辖区内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县、区级医院，其被重视程度及财政投入力度却趋于边缘化。
全国政协委员菊红花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蒙医医院院长。她所在的医院是一家二级乙等医院，与县人民医院共同承担着为全县4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的任务，“由于经费不足，无力购置先进的诊疗设备和引进优秀人才，县里尤其是农村居民生病后要么不看，要么拖得严重了去德令哈或者西宁等级高的医院就诊。我们的处境很尴尬。”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说，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中，近80%属于基本卫生服务，在社区即可以得到满足。“由于我国乡村卫生服务机构尚不健全，加之缺乏有效的政策导向，使得本该在乡镇得到的医疗服务却流向城市大医院，形成了需求的正三角形与卫生服务供给的倒三角形的不匹配状态。”他说，“投入失衡是造成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主要因素。新的医改方案应该对这一问题着力加以纠正，简单地说，就是把更多的钱投向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机构。”
该姓公的姓公，该姓私的姓私
“城里的三级甲等医院虽然姓公，却在追求效益；村卫生所虽然姓私，却应该承担公益性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林绍彬说，“这也是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一个亟须纠正的倒挂现象。”
林绍彬委员说，公立医院改革不应只针对城市中的大医院，“只要是向群众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机构都应该突出公益性”。他认为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双管齐下，“对于那些知名医院，政府可以考虑逐步对其‘断奶’，因为这些医院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并得到良好发展。省下来的经费应用于向基层公共医疗机构，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卫生所‘输血’”。
林绍彬委员说，目前体制问题和经费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村卫生所的发展。最近几年林绍彬调研了福建省十几个县的村卫生所，发现由于收入少，待遇差，没有解决“身份”问题而缺乏社会劳动保障，村人才流失情况严重。
据他介绍，福建的一个县2005年注册村医有884名，2008年注册村医只有729名，不到2年时间，流失村医155人；致使389所村卫生所中，空白村卫生所达38所。
戴秀英委员说，她走访的一些乡村，“村卫生所的牌子虽然还挂着，但已经变成‘夫妻药店’了”。她说，医改应该明确一个方向，那就是引导更多优质医疗资源走向基层，“深入社区，深入乡村。不但要进得去，还要留得住”。
她建议，对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要把他们吸纳进乡镇一级医疗机构，“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和待遇问题”，同时推动乡镇一级的医疗机构向基层派驻医生，努力实现农村人口小病不出村。
基本药物制度要保护廉价药
“农村人小病不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太贵”，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来自农村，曾是一位“打工仔”，熟悉那里的情况。他说：“这些年国家几次调低药品价格，但不知为什么，每一次降价后，一些便宜而管用的药就消失了。”
王元成代表的疑问代表了很多人的疑惑。
戴秀英委员解释说，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之所以容易被“淘汰”，主要原因在于制药企业要赢利，而这些药利润低。
她说，廉价药退出市场的路径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像阿莫西林这样的广谱药。“其实阿莫西林很便宜，三块钱左右一盒。对企业来说，利润也很低。为了追求更高利润，一些企业就会通过改剂型，推出新的‘阿莫西林’，同时提高价格。而药品市场竞争激烈，只要有一家企业这样做，马上会引来其他企业效仿。就没有企业再生产传统剂型廉价的阿莫西林了。”
戴秀英委员说，另一种情况是那些患者相对少，非广谱性的药品，“这类药吃的人少，市场小，再加上价格便宜，自然没有企业愿意生产。”她说，此外大医院“以药养医”的做法也加速了廉价药的退市。
戴秀英委员认为，作为医改的重要环节，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时必须对廉价药给予保护，“一方面药监部门应出台政策，限制廉价药改剂型上市；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对廉价药的生产企业给予一定优惠和补偿，例如减税或以保护价收购等。”
“如何破解看病难、看病贵，是全国两会的一个老话题，讨论了很多年，我希望新医改方案能够尽快出台，最大限度地实现普惠，力求公平。”戴秀英委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