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10月份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开幕，到11月底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闭幕，两个月时间，14个省级党委完成换届。
换届五年一次、一次管五年。“形成一个好的发展思路，选出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始终是换届的两件大事。
几上几下，广纳良策。14份省级党代会报告，14个省区未来5年的施政“宣言书”、“路线图”。其中不少省区宣示要坚持稳中求进，调结构、转方式、扩内需、惠民生、促创新，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站在新起点，谋划新发展，这些省级党代会报告，继往开来中，如何不为传统路径所限，按照“问题导向”转型闯关；砥砺前行中，如何不被地域思维所惑，对接“国家理念”找准路标，打开发展新境界？
“扩大总量本身没错，关键在于通过什么路径”
自破定式竞好争先：增长效应变“速度性”为“结构性”
“十二五”开局之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渐显现。
“稳增长”背景下，是重回依靠资源要素驱动的老路、追求“速度性的增长效应”，还是“咬紧牙关”坚持走转型升级的新路、谋求“结构性的增长效应”？
“跳起来摘桃子，实现超常规发展”，成为不少经济后发地区党代会报告重彩的一笔。
云南省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跨越发展。“我们的跨越发展有具体指标，到2016年，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2011年翻一番以上。”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郑维川说。
不独云南。在设定未来5年奋斗目标时，安徽、新疆、江西、广西、福建等省区不约而同地提出，GDP要实现“翻番”。一些省区，虽未叫响总量翻番，但同样保持着追赶型发展的跑姿：河南目标明确，“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力争人均地区GDP实现“翻番”；资源大省山西，要在奋力赶超中争先进位，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每年追赶一个百分点”。
强调发展不足，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矛盾——跨越、赶超自有其逻辑力量、情感力量。
“云南有80多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00多个县要靠财政转移支付保运转，你不跨越发展，拿什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郑维川的话引起许多人共鸣。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投资强度，是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经济学教科书式的阐扬，早已被沿海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所印证。
“扩大总量本身没错，关键在于通过什么路径扩大总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说，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约束，增长应呈现不同的特征。中西部地区需要赶超，也有赶超的空间，“但不要再认为发展就是GDP增长。做大经济总量，既可通过调整结构，也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实现。”
如何确保增量是优质的增量，是为优化经济结构赢得空间的增量？面对迥异于沿海发达地区早期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如何破解跨越发展、加快转型的双重压力？
“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在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苏长青看来，这是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的一大亮点：“可以说，走好这条路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所在、希望所在，也是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价值所在、优势所在。”
创新发展模式，“转跨结合”，是后发地区后来居上必经的“华山一条路”。
“江西党代会报告在发展思路上有一个重大创新，就是提出要强化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联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江西省社科院院长汪玉奇说，江西曾提出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但如果江西仅在这个产业层面上努力，那么就只是复制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老跟在其后前行。惟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有所作为，才能实现跨越式前进。
“现在江西找到了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汪玉奇认为，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中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路径之一，“比如说，铜业，生产铜丝铜棒是传统产业，通过高新技术的改造，我们能够生产出超薄的铜箔，不就成为IT产业最重要的新材料了吗？”
虽然经济总量在沿海地区靠后，在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福建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李鸿阶分析说，这必然意味着发展速度要进一步加快，但这种快，与以往的快，有着本质区别——正如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争创‘福建制造’和‘福建创造’双重优势”。
尽管追兵越来越近，“东快中西慢”的传统增长格局被改写，引领“雁阵飞翔”的经济大省，却显得很淡定。
2011年前三季度，江苏GDP增长11.2%，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增速在各省区市榜单上排名靠后。但纵观江苏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全文，基调却是“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不争GDP争什么？
“全省以县为单位达到省定全面小康指标”，“苏南等有条件的地方在巩固全面小康成果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今后5年的奋斗，是江苏实现“两个率”的关键一跃。
再铸辉煌凭什么？
“更快地使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45%以上”……在江苏省党代会报告中，区域发展最重要的竞争变量，非创新能力莫属。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已进入一个全面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应更加自觉地担当起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其重点是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档次，将经济发展纳入依靠科技进步、自主创新、内生增长的轨道上来。
“转跨结合”，“创新驱动”，不同的概括，一样的理念——发展必须转型。
“居民口袋鼓起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延续就有了强劲的动力支撑”
收入“倍增”春潮带雨：经济“牛市”变“数字感”为“增长感”
“着力改变我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状况，努力使全省人民的‘腰包’伴随着江西崛起的进程逐步鼓起来”，江西省党代会开幕时，报告中这句话，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民生连着民心，掌声传递民声。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跨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解决“富裕起来怎样分配”，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大问题；加快实现公众切身的“增长感”，解决百姓收入与GDP数字的背离感，呼声渐强。
“决不能再现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现象！”辽宁、安徽、新疆、江苏、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省区党代会报告都提出或者重申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发展的坐标调校至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共享的方向。
收入倍增，振奋人心。实现倍增，殊为不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分析，在收入分配结构不变的情况下，5年人均GDP增速超过14%，才有可能实现收入的倍增。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既要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又要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重大调整。
在江西，对于居民收入5年翻番指标能否如期实现，各方面确有一些不同看法。江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钟金根介绍，报告中保留这个指标主要出于三点考虑：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要求；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是报告起草组调研过程中各地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全省经济发展明显提速，积聚了巨大的发展潜能。
江苏省党代会明确提出，到2017年居民收入是2010年的两倍，即到201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18236元，年均实际增长10.4%。参与报告起草的江苏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张颢瀚认为，兑现承诺极具挑战，但有信心——
这是省委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使然：“民生幸福”是衡量基本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民生幸福中，位于首位的仍然是富民。
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江苏的收入倍增，与全省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密切相关，是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来实现的，具有持续性。”
迎难而上，谋定而后动，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互动中，“涨工资”组合拳开始了。
云南建立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定期调整制度，每年调整增幅不低于15%。到“十二五”末，使云南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40%以上。而在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
2011年，辽宁出台地方规章，在全省范围内强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越来越多的省份着力构建和完善工资分配共决、工资增长、工资分配监督等机制，确保企业职工工资收入随着企业效益而调整。
通过制度性安排，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成为各地的“必选项”。
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吴洪彪表示，要逐步提高社会救助标准，拓展“增收渠道”，确保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幅不低于全省平均收入增幅，确保他们在“收入倍增计划”中不掉队、不拖后腿。
“确保民生投入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确保新增财力更多用于社会事业和民生改善。”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李鸿阶说，为使未来5年成为群众收入提升最快的5年，福建首先从民生投入上给予坚实保障。
面对总体上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较大幅度“涨工资”，仅靠初次分配很难，财政的再分配调节该出手时就出手。
为起草党代会报告，广西展开了17项专题调研，领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幸福广西’建设”专题调研，广西社科联主席庞汉生深有感触：“关注民生并不仅仅是给点钱给点物，最重要的是要扶持起大产业。”
中小企业是“万善之源”，与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福建不久前打出了政策“组合拳”，出台12项金融财税扶持举措，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倾斜。
放开放活，降低准入门槛；多予少取，减轻企业负担……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在各地蔚成风气。
千招万招，不能落实就是虚招。倍增落袋不落空，硬标准是关键。
山西提出，把就业和群众收入作为考核各地的最主要指标，推动民生工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迈进。
一些地方还把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保率等纳入政府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和地方民生建设指标体系。
坚持富民与强省(区)并重、富民优先，更是成为各省区共同的战略选择。
让群众更加富裕、共同富裕，体现了对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战略思考。
侯永志说，扩大内需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点，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而分配结构的优化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居民口袋鼓起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需求潜力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延续就有了强劲的动力支撑。”
“靠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换取快速发展的路子，我们不能走，也走不通”
生态立省风生水起：环保倒逼变“灰蒙蒙”为“天蓝蓝”
这个冬天，灰霾天气多发，PM2.5这个冷僻的专业名词“超女”般迅速“走红”。
明明天空灰蒙蒙的，但环保监测数据却显示空气质量优良。捣乱元凶PM2.5——可入肺颗粒物，由此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因应公众期盼和要求，我国首次制定PM2.5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提高“蓝天门槛”，倒逼各地着力提升空气质量。
加强环保，倒逼经济转型，提升生活质量，各地党代会报告着墨甚多：
——推进生态省和绿色江苏建设，是江苏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着力点之一；
——坚持“环保优先、生态立区”，是新疆一切开发建设的遵循；
——继续推进生态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是福建的追求；
——走出一条生态立区、绿色崛起之路，是广西的选择。
不少省份在党代会报告中都将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宣示以生态立省、立区，打造生态品牌。其中战略意图，契合了当今世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也顺应了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有限。
“资源环境矛盾的集中期”，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安这样概括河南“成长的烦恼”：石油已消耗2/3，天然气已消耗一半以上，煤炭资源已从净出转为净入；按照目前开采速度，铝钒土只够15年左右；现在保小麦生产的水主要靠地下水，属超采状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换取快速发展的路子，我们不能走，也走不通。”
对发展亮的红灯，各地都看得清、想得透。
“实现可持续发展，最为现实、最为关键的就是生态环境问题”，新疆党代会报告一针见血。
“必须将环保倒逼力量传导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全过程，积极探寻一条对自然环境干扰最少、侵害最小的绿色发展路径。”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说。
把生态环境指标列为《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把产业生态化、发展清洁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导向和重要目标……江苏正围绕“经济持续增长、污染持续下降、生态持续改善”的目标，迭出新招，再探新路。
作为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实现美丽与发展共赢，是许多人的殷殷期待，也是草原人的自觉担当。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必然会加剧生态环境压力。内蒙古工业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如何解决好工业化和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内蒙古主动下调经济增速预期，有效控制资源开采的节奏、进度、规模，坚决摒弃无节制、粗放型开发方式。同时，全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破解“禁牧”和“增收”的难题，促进草原休养生息。
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环境是重要的发展资源，良好环境本身就是稀缺资源。但探索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新路，不啻于寻求破解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江西最宝贵的财富。”江西以决然的勇气，以一座世界性湖泊作为解题板，向这道世界性难题宣战。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淡水湖、世界著名湖泊，围绕这“一湖清水”保护与湖区发展，江西提出并经国家批准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这看起来是一个区域的发展规划，但从本质上说是江西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场革命。”江西省社科院院长汪玉奇说，这次江西党代会报告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始终没有离开发展的主题来讲生态，而是系统阐述了促进经济与生态相融合，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的思路和举措。
从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到绿色生态屏障，从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到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江西绿色崛起落子声不绝于耳。
境界决定水平。南昌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罗蜀强说，我们下一步发展要扬长避短，利用生态的优势引进高层次人才，积聚创新要素，发展实验室经济。
与江西比邻而居的湖南也是壮志满怀，决心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两型社会建设的路子。他们严格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两大边界限制，优化企业布局；严格环境准入，新上产业项目不放松环保要求，承接产业转移不降低环保门槛，扩大产业规模不增加排放总量。“约法三章”，以退为进，拓展两型产业发展空间。
“一个村庄一座绿岛，一座城市一片森林。”广西党代会报告也点燃了5100多万壮乡儿女“开拓绿色发展新路子，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激情。
建设百色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被写进了报告，让百色市德保县委书记谢德强兴奋不已：“发展生态铝工业，不是过去的滥采、滥挖资源，而是采取科学管理、技术创新、链条延伸、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矿山复垦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再利用率，走上循环生态发展之路。”
既要绿色盎然，也要生机盎然，更加自觉自信的理念在刷新，更多先行先试的探索在铺开，中国经济版图的新坐标在重塑。
(本报记者禹伟良、孔祥武执笔，参与采写记者赵鹏、庞革平、徐元锋、任江华、王伟健、胡洪江、谢建伟、王汉超、魏本貌、钟自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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