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1月11日电题：踏实务工缘何要爬上半空要钱？——农民工苦守塔吊讨薪经历
对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务工人员谭勇来说，在贵州近两年的打工生涯无疑是场“噩梦”：“原本指望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结果为了我和100多工友的工钱，我被逼得爬上40米高的塔吊，足足待了68天，到现在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这起罕见的“塔吊讨薪”事件中，农民工耗尽心力，却遭遇推诿、扯皮。别让农民工的心在讨薪路上耗冷，看来还有艰难的路要走。
弄不明白打工为何要先“垫钱”
今年39岁的谭勇在部队入了党，1995年退伍回乡后仅上了半年班就下岗了。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司机、打过零工。
谭勇至今仍记得当初老乡何林太鼓动他出去打工时描绘的美好前景：“2009年老何找到我说，贵州六盘水市在修高速公路。这种政府工程工资有保障，两年下来起码赚个七八万。你的两个娃娃都上初中了，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咱们一起干吧！”
2009年10月，谭勇和数十名老乡跟着何林太来到六盘水市水盘高速公路的一个工地做工。谁知过了没多久，谭勇和工友们被告知需要缴纳一笔保证金，而且要出资添置一些施工设备。
谭勇起初并不明白：“还没赚到一分钱呢，咋就得先拿一大笔钱出去？后来我才晓得，如今在外做工程，不先垫点钱是很难接到活儿的。”
何林太也告诉大家：“开工后保证金到期是要退还的。大家一起集点资，这样除了工资之外还能分点红。”
谭勇将老家的房子抵押贷款了17万元，又借了部分高利贷，凑了36万元。谭勇的一位战友也借了10万元高利贷交给了谭勇一起“入股”。
就这样，何林太、谭勇等人集资缴纳了保证金，又购买、租赁了施工设备，金额达到300万元左右。但是接下来的状况让谭勇“目瞪口呆”：“先是保证金到期未退，工资也开始发发停停。承包方相互扯皮，我们施工队要求按工程量付款，也被推来推去。”
2011年3月的一天，工地上突然闯进一群人，强行将谭勇等人赶出了施工现场，工友们集资添置的部分机械设备也被砸坏。
被赶出工地的谭勇感觉像“被人一棒子从美梦中打醒了”。在随后的2个多月内，工友们不停地找项目部、找业主单位、找主管部门，一次次反映、一次次请求。
“但是都没用。”谭勇无奈地说，“口头上都很重视，可一谈到工钱，就用各种理由来敷衍，我们下跪哀求也没人理。”
40米高空苦守68个日夜
2011年5月25日晚，希望再次落空的谭勇筋疲力尽地回到宿舍：“我一夜没合眼，胸口像是压了块大石头，感觉真的绝望了。既然老老实实地要不到工钱，那我只能弄出点大动静，让更多人知道我的遭遇。”
第二天清晨，谭勇来到工地上一座40米高的塔吊旁，犹豫很久之后，他开始往上爬。“手心里全是汗，两条腿不停地抖，往下看一眼都觉得天旋地转。当时要是手一滑，我就没命了。”
爬上塔吊的谭勇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引起重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待就是68个日日夜夜。
谭勇说：“塔吊上只有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操作舱，人在里面连腿都伸不开，蜷到第二天醒来，全身都没了知觉。”
“一位老乡给我弄来一根绳子，每天吃饭我就用绳子把装饭菜的袋子拉上去。老乡也没拿到工钱，只能借钱给我买饭吃，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里只有点榨菜，甚至就放点盐巴。要解大便的时候，我就会让老乡送饭时往口袋里塞点手纸，解完后用纸或者袋子包着，扔得远远的，感觉成了个野蛮人。”
“最怕的是雷雨天。打雷闪电的时候，塔吊上都能冒出火星子。”谭勇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后怕。“有段时间遇到连续大雨大风，塔吊摇摇晃晃，有好几次我都以为塔吊要倒了，只能闭着眼睛听天由命。”
谭勇爬上塔吊之后，当地有关部门多次劝解，并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我听过的承诺太多了，害怕下来之后又是空欢喜。”不敢再轻信的谭勇选择了——苦守。
最让谭勇感到愧疚的是妻子的病。“7月底的时候，老婆因为胆结石痛晕过去，丈母娘卖掉两头猪才交上住院费。动手术家里没钱，老婆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拿工钱回家。我哪里敢跟她说我正在塔吊上讨薪，只能含混着说正在想办法。”
心力交瘁讨薪路为何这样漫长
妻子的病情让塔吊上的谭勇再也坚持不住了。在六盘水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劝解和承诺下，2011年8月2日，谭勇在塔吊上呆了68天后回到地面。随后，多家媒体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建设工程领域那么多规章，那么多监管部门，为什么却保护不了农民工的利益？”觉得很对不起谭勇的包工头何林太说，“我们都是受害者。原以为建设工程制度完善，监督到位，但是我们开工很长时间之后都不知道谁是工程的真正中标方。他们包揽工程，却连必要的施工设备都没有，还要我们农民工凑钱添置。”
“我以前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农民工会采取跳楼、堵路等过激方式讨薪，等到我自己被欠薪，被逼得爬上塔吊的那一刻，我才体会到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谭勇说，“不是有工程保证金吗，不是农民工工资优先支付吗，为什么不能落实呢？”
受巴中市政府委托，巴中市农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副主任王晓荣先后两次赶赴贵州六盘水协调处理，但难度超过他的想象。欠薪农民工超过100人，拖欠的工资过百万元。但是对方称事发时间过长，双方账目不清，无法确定最终数额。开了多次协调会，就是解决不了。
“为什么国家那么重视，农民工讨薪的成本依然那么高？农民工因欠薪导致的经济损失该由谁来承担？”谭勇从塔吊下来之后，银行卡上被打入了46万元钱，他终于有钱给妻子做手术了。谭勇说：“这只是我和战友的集资款，其余的工钱仍没领到。”
“我都记不清回来之后又去过几次贵州了，路费、食宿费都花了上万元。”谭勇说，“银行利息一个季度都是5000多元，高利贷利息现在根本不敢提，要债的人天天堵在家里，把东西都砸坏了。要是再拖下去，即使我要回工钱，恐怕连还债都不够。”
年关将近，谭勇在老家附近一个工地做零工：“春节前我们还要去六盘水。现在国家一系列治理欠薪的强有力措施相继出台，我希望这一次去能够顺利要回工钱，别让农民工的心在讨薪路上给耗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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