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王云涛
故事是这样开场的:一位日本青年医生骑车环游世界，沿途救助贫困病患，到了中国武汉，他的自行车被盗了。
这个消息传出后，有些网友帮忙寻找，更多网友开始戏谑。有人在微博上说：“欢迎来到世界的尽头。”“到了我们这儿，你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这时候警察现身了。武汉警方高度重视，迅速立案，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找到了那辆自行车。据说还有5万网友为寻车动了起来。那位感动的日本青年在博客上致谢：“武汉这个可以跟东京匹敌的大都会，现在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感谢，感谢。”
自行车找到了，但同胞们突然伤感起来。网友王牧笛说：“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自行车丢了真的可以找回来，关键看谁丢。为那些年我们一起丢过的自行车感伤中……”我的同事发了条围脖：“全力帮助日本人找回自行车是对的，上回他们有个人丢在宛平城里了，我们没积极配合他们找，结果出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
这听上去不像玩笑。日本青年丢了自行车是娱乐，但警察帮他找到了就很不娱乐，它成了黑色幽默。于是，“选择性执法”、“VIP失主”、“超国民待遇”等批评扑面而来，有人甚至数落起了官怕洋人的老黄历。
也娱乐了，也批评了，这事儿貌似可以落幕了，但它其实可以更黑色一点。
日本青年的自行车失而复得，让我们有些不爽，这是因为，这个关于自行车的故事，其实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一辆自行车在中国是个什么角色？几乎每个普通人都丢过车，大多数人又买过二手自行车，我们买车，我们丢车，我们买二手车。我们痛恨偷车贼，但也愿意买别人偷来的自行车，偶尔在二手车市场还能邂逅自己丢的车。我们也报警，但警察不管，我们习以为常。于是，我们骑的车子，往往是偷来的，只不过有专业人士代劳而已。
想起一部经典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这部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讲的是一个穷人家庭，失业已久的父亲意外得到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前提是他得有一辆自行车。父亲用妻子的六条床单换来买车的钱，但在工作的第一天，他的自行车被偷了。父亲带着不足十岁的儿子满城寻车，因为警察懒得管这样的小事。他们终于找到了小偷，那也是个穷人，而且一帮穷人为他做假证。最后父亲决定偷一辆自行车，他被抓住了。
这个心酸的影片告诉我们，在环境的逼迫下，一个痛恨偷车贼的人，最后也不得不成为偷车贼，这就是普通人的命运。相对于日本青年的“寻车”喜剧，这部电影更对应了日常生活里的悖论。
自行车，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传来传去的符号，它被一个叫“偷”的恶习串联着，成为我们的一个寓言。有人偷了我们，偷了我们的财富、机会或者生活，也许还有信念和希望，但没有一种公平机制为我们寻回自行车，我们莫可奈何，趋利避害的选择是又去偷别人的。这可能是一条食物链，或一种恶性的循环，反正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加害，环境就是这样操弄着我们的命运。可怕的是，这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很少人能成为那个日本青年，更多的人成为影片里那个父亲。我们是丢自行车的人，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偷自行车的人。
中国故事，深刻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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