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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结构类似传销的“地下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看准农民获得征地补偿后手中有钱，精心设计骗局，许多农民因此输光手中补偿款，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沈阳浑南警方日前破获的一起案件引起人们的警惕。
“地下六合彩”为何能大肆敛财？针对此类案件，应如何加强监管？
“地下六合彩”成为“吸血机”，几个月吸筹3000多万元
4月30日，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沈阳警方打掉的这个特大“地下六合彩”网络，专门在被征地和房屋拆迁后的富裕农民集中区域“发展业务”。
沈阳的浑南地区近年来城市化进程较快。在农村变城市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因征地获得补偿而一下子富裕起来。
2011年底，民警偶然发现，浑南的营城子地区有多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一些农民输光了手中的征地补偿款。
浑南新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高玉彬说，这个“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就像“吸血机”，吸走了当地农民的大量财富。鉴于这种严重情况，他们决定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和抓捕。
2月9日，“地下六合彩”已经连续开出7期单号，专案组认为收网时机已经成熟。当日夜间，浑南警方调动百余名警力，分组布控在赌博集中区域，并锁定了最大庄家所在位置。
在等待10多个小时后，警方抓获了大庄家贾长鹏及其他4名庄家，随后，其他犯罪嫌疑人也纷纷落入法网。警方彻底铲除了这个特大“地下六合彩”网络。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贾长鹏供认，他伙同妻子张某利用亲朋好友在浑南地区非法经营“六合彩”，已长达四五个月之久，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
骤富农民一旦沉迷“六合彩”便难以自拔
高庆民(化名)，今年50岁，家住沈阳浑南营城子街道营城子村。据他粗略估计，自迷上“地下六合彩”后，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一共输了16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征地补偿和卖房子的钱。如今，老高和妻子离了婚，只能带着读高中的儿子租房生活。
老高说，同村许多人在动迁后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手里有了钱，也不知道干点啥好。
“地下六合彩”的庄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浑南分局治安大队长袁江晖说，庄家们正是看到征地农民手中有钱，便精心挖好了陷阱。
经过侦查，警方发现，在浑南区的营城子、孤家子、营盘、杨官、古城子、桃仙、白塔等动迁集中的地区，大量村民参与“六合彩”赌博，还有专人坐庄收号。此外，还有人对买“六合彩”的村民发放高利贷。
参与“六合彩”赌博的村民由最开始的百八十元下注，逐渐变成了成千上万元下注。
据了解，“地下六合彩”有多种玩法，在浑南地区比较盛行的是，在“1—49”号中购买某个特定的号码投注，如果中奖，赔率是1∶40。也就是说，投入1万元，如果选的号码和庄家开的中奖号一致，就有40万元回报。
然而，“十赌九归庄”，“地下六合彩”实质上是一种骗局。据分析，“地下六合彩”买家买码往往分买“单双”、“生肖”、“大小”等六七种方式，但无论你怎么买，庄家通过抽取佣金、散布虚假信息等手段，最终会把买家的钱吸入自己的腰包。这种“地下六合彩”缺乏监督监管，运作开奖都不透明，这也是庄家得以赚钱的原因。
老高回忆说，他第一次接触“六合彩”是朋友介绍的，一开始只是10元、8元的买，后来就是300元、500元的买，再后来就2000元、3000元的买，越来越上瘾。
买彩时，老高都是通过电话押钱，很少和庄家见面。“到了后来，下注越来越大，只想把输的钱捞回来，但越捞越深。”老高说，他同村的很多村民都有类似的经历。
非法赌博组织单线联系且反侦查能力强
办案民警李勇透露，“地下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很像非法传销组织，形成了以大庄家为塔尖、众多玩家为塔底的多层金字塔。购买“六合彩”的玩家通常不会赢钱，而庄家则只赢不输。大庄家贾长鹏供认说，在他经营的这段时间里，买家基本上没有赢钱的。
办案民警分析，“地下六合彩”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加上赔率较高，而且是“先投注后付款”，对一些村民吸引力较强。
“我们也分不出来啊，以为和国家的体彩、福彩没什么区别呢！”一位曾多次参与“地下六合彩”的村民说。
浑南分局政治处主任王薇介绍说，“地下六合彩”隐秘性非常强，下线和上线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而且反侦查能力较强。比如，这一案件的大庄家贾长鹏电脑里只保留5期“六合彩”的数据。这给警方取证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其他犯罪事实只能依靠犯罪嫌疑人本人供述。
从侦办方面来看，这种类似传销的网络，如果查处省级代理甚至更高级别的庄家，对一个地方的警力来说，难度很大。由于“地下六合彩”网络往往遍布多省，需要更高层次警方联合行动予以打击。
专家建议，完善法律和社会管理体系
“地下六合彩”非法赌博组织为何能大肆敛财，富裕后的农民又为何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辽宁省社科院张思宁研究员分析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赌”和“毒”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成瘾性。赌博者每次输钱后，心情很差，但只要重新赌博，马上会兴奋不已，对“六合彩”产生强烈的依赖，不惜倾家荡产。
张思宁说，目前，国家对于“地下六合彩”仅限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而对于如何预防和戒除赌瘾，在社会管理层面尚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措施，需要弥补这一管理的空白地带。
也有专家认为，这个“六合彩”大案的破获，集中暴露了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对农民缺乏必要的引导。
拆迁后骤富的农民，在心理上往往难以完成从平常度日到富翁身份的转变，又缺乏必要的理财、投资、消费知识。
社会学专家王立波认为，政府在对待被征地农民的问题上，除了给予补偿方面，也应该加强对被征地村组织的支持，引导村组织发展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张思宁建议，应进一步做好农民的技能培训，做好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观念教育，法制教育和投资、理财教育，这些如果跟不上，就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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