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地名，其内在魅力价值和外在名片功能，远非某个企业名称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载
5月23日，四川宜宾市发布消息：宜宾机场将搬迁并命名为“五粮液机场”。消息一出，立刻引来“围观”，有网友揶揄：建议其他地方机场改名为西安西凤20年机场、呼和浩特河套王酒机场、北京红星二锅头机场……
这些调侃看似玩笑，反映的却是公众对机场改名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从一些城市道路冠名权拍卖，到各地以楼盘命名的公交车站，浓厚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新的尴尬也接踵而至，市民诉苦：站台在此，以之命名的企业却在一公里外；企业倒闭多年，公交站名仍未更改；道路频繁改名，绕晕老市民……企业扬名，地方获利，看似双赢之举的企业冠名，却让公众百感交集。
企业冠名地标建筑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以地铁站为例，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城市就在拍卖冠名权，迪拜2009年出售地铁车站命名权获益4.9亿美元。而我国1986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也并未禁止企业冠名地名。北京的联想桥、长虹桥，已经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一概对企业冠名说不，似乎也失之简单。
然而，地名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企业冠名的决策过程，还是对冠名收益的流向，当地居民都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而不能只是被告知的对象。同时，重要地名往往包含着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民众的文化情感，如果没有广泛征集民意，仅仅以一纸行政命令变更，甚至简化为“价高者得”，不仅与《地名管理条例》“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的规定背离，更是对人们文化权益的一种无视。
管理部门在“经营城市”时应该意识到，相较于地方形象、文化认同等隐形价值，冠名带来的经济利益尽管直接却也短暂，考虑不周还会带来副作用。比如，企业冠名道路，万一企业涉嫌违法怎么办？如果坚持“一视同仁”，诸如成人保健类产品企业能否冠名？而对于“15年到20年”的冠名期限，怎样评估到期后的改名成本？
或许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扎紧篱笆。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尝试道路有偿命名后，很快取消了这一做法，因为“对长远投资不利”：一些被企业命名的道路区域，对更多投资者丧失了吸引力。而北京、南京等地也纷纷出台新规，告别了“用名字换银子”的做法。比如，2009年《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规定，北京新地名命名中将禁用人名、企事业单位名称。这些转变，或许能给修改中的《地名管理条例》一些启示。
一个地方的名字，哪怕是公交站名，往往记载着一段历史、一种民俗，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底蕴和精神气质，其内在魅力价值和外在名片功能，远非某个企业名称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载。就此而言，从突出经济效益到统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仅呼唤政府角色的转换，更体现发展理念的重塑、民主观念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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