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透明，决算隐秘，预算外不公布
在8个单项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一)公布政府的结构和职能，得分为0.93分，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城市的政府网站上都可以找到诸如组织结构框架、主要领导简介等内容。
并列排名第二的是(三)公布2011年预算内财政报告和(五)公布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均为0.77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应该同步公布更彰显“透明度”的预算和决算，政府往往总是选择其中一项公布，且公布预算的情况要远远好于公布决算的情况——(五)公布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为0.77分，而(六)公布2010年决算报告仅为0.21分。
至于(七)公布2010年预算会计基础(现金制/收付制)以及编制和介绍预算数据所使用的标准得分情况依然很低，为0.05分。因为会计使用方法的不同，如果不公布所用标准，公众在对其预算、决算情况进行监督的时候将无法找到可依据的途径。
令人更加遗憾的是，得分最低的(八)公布2010年预算外活动、债务和金融资产、或有负债和税收支出信息，得分情况的均值为0，也就是说在被调查的81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的政府公布预算外活动，而这一项也是最容易挥霍各地政府积攒的“小金库”的地方。
其中特别要说明的是，(四)公布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金、“三公消费”、政府负债信息得分为0.2分。这一项并不是IMF财政透明度手册中的项目，而这一项也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一项，是容易产生“小金库”的场所。政府性基金可以用于各地市政府投入企业的资金，可以存放在企业之中，在花费时方便使用。土地出让金更是作为各地市政府财政来源非常重要的一项。另外诸如“三公消费”、政府负债等都是近年来通过媒体和公众的舆论监督而备受瞩目的项目。遗憾的是，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都处于几乎不透明的状态之中。
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三大因素：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和领导人
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和市级领导人的教育背景和任职背景，在这三个因素中，外贸依存度和市级领导人的教育背景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最大，而人均GDP与财政透明度基本呈正相关。外贸依存度是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对外开放往往意味着信息对外公开；领导人本身所受教育对他在任期间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直接的影响。
外贸依存度是当地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值。外贸依存度决定该市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越高，反映出来的对外开放程度就越高，经济就越倾向于外向型。外部流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信息完全的市场，因为掌握的信息越完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就越小，交易成本就越低，投资的风险就越低，收益就越有保障。
腐败的投资环境势必增加了发展外贸的交易成本，所以，发展进出口贸易需要透明公开的环境，让资金能够顺畅地流动，从而带动生产与消费。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透明度和外贸依存度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外贸依存度越高，所在地的政策环境就越需要公开透明，所以财政也就越透明。因此，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公共财政透明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奉行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作为主要领导的市委书记对其辖区发展有直接作用，而任职前的教育背景直接影响到施政行为。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越高，其视野就越开阔，思考问题的角度亦从大处着眼。接受过在国民教育序列中的正规本科教育的市委书记分析问题的角度一般较倾向于理性思考，而没有正规教育的书记易于根据长期基层经验判断。
就公共财政信息公开而言，有正规本科学历的书记倾向于支持信息公开，并可能在制度化上做一定的努力；而没有正规本科学历的书记对信息公开可能持实用态度，主要从是否有利于搞好任期内工作的角度考虑。
据统计，81个城市中，市政府党委书记中，有正规本科学历者共计47人，非全日制统招本科、专科毕业、党校研究生或通过再教育取得学历者共计34人。其中，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的市委书记全部拥有正规本科学历。
统计有正规本科学历的47位市委书记对应的城市透明度排名，得出的平均值为3.72分，高于全国平均值3.46分。
专访《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俞乔：
地方政府要学上市公司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璐晶｜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周刊》：您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是市而不是省？
俞乔：目前国内对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还多集中于省级政府的层面上，对中国而言省级政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级财政。我们研究的不足之处，就是未包括所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政府在内；另外还可能遗漏某些公共财政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研究中所用IMF财政透明度法则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
俞乔：和上市公司的治理相同，现代政府的公共治理都有共同的准则，例如，透明、问责等等。小农经济时代的家族式管理是不愿意公开的主要原因，这可以便利管理者花钱和寻租。人民的政府，必须健全问责机制，公开公共财政的目的是向全民负责，政府要给社会定期讲讲，全民的资金是存银行还是去投资，多少用在民生、哪些用于政府部门运转，哪些是正常运转费用、哪些是属于过度开支，这对现代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还采用传统经济的治理机构，仅对上负责是行不通的。只有实现第一步财政公开，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本质上是做好两件事：第一是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怎么选出领导人、怎么监督领导人；第二就是公共财政的决策机制：政府怎么筹钱、怎么花钱、怎么管钱。腐败得以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高财政透明度，对改善公共治理和防止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目前各部门、各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情况如何？
俞乔：总体来说，现有的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远不尽如人意。除少数市以外，大多数市政府的公共财政信息处于不透明或“半透明”状态，与党的要求和社会公众的希望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就信息公开的内容而言，困难最大是公开政府的预算外收支情况、决算情况，以及预算编制的具体方法。当前，公共财政透明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开放程度和主要领导的意识，而制度与机制的因素不明显。
81个城市就好比81家上市公司，因为政府本质上也是经济单位，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开信息。但是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有2007年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它的约束力还不高，需要逐步提高。这又涉及到谁来推动的问题，各地人大一定要起到作用，积极推动立法。
另外，媒体、社会公众等可以发挥很大的推动作用，促使政府和人大加快公共财政的透明化进程。在信息化技术发达的今天，技术层面的操作完全可行。
《中国经济周刊》：提高财政透明度的意义是什么？
俞乔：“三公经费”公开、财政透明度提高是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也相当于把政府的手脚绑起来。在研究结果中，人均GDP越高越想公开，外贸依存度高的因为吸引外商需求也需要公开，正规本科学历的党委书记多倾向于公开。一般地级市的人口规模为几百万人，已经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小型国家的人口。把经济账捂着，实际上是对公共事务采取一种传统家族式的治理方式，家族治理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任用亲信，中饱私囊。各地政府改善政治治理的第一步就是提高财政透明度。
政治层面的改革，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如何选择好的领导；其二是选才之后，公共财政的监督和管理，起点就是财政透明度。发达国家选举后的“以财控政”、约束无限政府都是对财政监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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