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第24期封面
金沙江的倾诉
编者按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
这样的画面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还存在？滚滚江水化平湖，长江上游最“野性”的一段将会成为“库首连库尾、不留一米水头”的水库群。
金沙江的原始风貌，或将成为历史。
2012年3月至4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重庆开始，沿着长江上游探访各大水电站。一路上，烟尘滚滚的库岸公路，从川江一直绵延到金沙江上游，大型工程车往来不绝。
川江段：小南海水电站的奠基仪式主席台已经搭建了起来，3月29日，小南海完成了剪彩仪式。重庆市高调报道，三峡公司则相对沉默。
金沙江下游段：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横截在大江峡谷里的大坝已经基本成型，这两个装机容量共计2026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静态投资共937.66亿元人民币。这只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一期”项目，随后，已经开始建设营地和展开移民实物指标调查的白鹤滩和乌东德水电站装机容量共计2270万千瓦，主体工程将分别于2013和2014年动工。
这四级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两个三峡，移民将超过20万人。
这还不是全部。
金沙江中游段：观音岩、鲁地拉、龙开口、阿海、梨园几座大型水电站工程也已经横亘在金沙江大峡谷里。他们分别属于大唐、华电、华能等电力集团。
在旧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中并不存在的金沙、银江两级水电站也进入了议事日程。
如果算上规划中的上虎跳峡(龙盘)水电站，金沙江中下游的这些水库大坝将淹没土地50多万亩，合计超过300多平方公里。
各支流上的上万个大中小型水库电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三峡工程上游的水电工程，粗略统计相当于8个三峡。
如果金沙江不再是一条“河”，长江和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
“瓜分”金沙江
在核准之前，各大水电站的营房建设、库岸公路、移民工程甚至主体工程，都已经展开，数亿、数十亿的钱已经砸了进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云南、四川报道
“你们是不是记者？是记者就下车听我们说说话。”
2012年3月24日，本刊记者驱车经过云南省昭通市地界和向家坝水库的淹没区时，4次被不同村落的农民拦截下来。
水库就要蓄水，可一些移民还在“临时安置”，住在山坡上、土路边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棚里，五六户人共用一个简易厕所，垃圾随处倾倒。一些农民不愿签订协议。“到底怎么补偿还没给个准数，叫人怎么搬？”农民们说。
近年来，金沙江的开发速度显著加快，除了三峡集团公司上马的下游四级“相当于两个三峡”的大型电站---乌东德、白鹤滩、向家坝、溪洛渡，其上游，观音岩、鲁地拉、龙开口、金安桥、阿海、梨园等水电站已经花落大唐、华电、华能、汉能等水电巨头。在“积极发展水电”之势下，2011年之后，建设和审批加快。金沙江河谷的居民，开始面对从未经历过的急剧变迁。
抢占势力范围
昭通市永善县当地的几个负责移民的官员沿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目前的移民安置标准，还是“临时控制标准”，一些农民不知道最后究竟怎样，政府也不清楚最后能从三峡集团公司获得多少补偿费用。
三峡集团公司的一位官员则向本刊记者诉苦道：向家坝的移民安置费用已经严重超支，按照预算来说的话，早已经用完。因为“临时安置”多花了十几个亿。预算都是严格按照制度拟定的，并不由三峡公司说了算，而有些地方政府真是“漫天要价”，让他们苦不堪言。
为什么又要“临时安置”呢？因为需要赶工期，“水涨人退”，不得不先把人挪出去。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永善县。云南省昭通市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涉及县城搬迁的绥江县，2007年才开始做溪洛渡水电站淹没区的实物指标调查，新县城2009年才开始建，2012年5月30日就要启动搬迁，移民工作压力相当大。只能做各种“耐心细致的工作??”
全城搬迁在即，补偿标准依然“临控”，地方政府还不知道三峡公司到底最后拿出多少钱埋单。新县城的建设，三峡公司出了150亿，可目前算下来还不够用。尽管水电站的开发是拉动地方经济的契机，而今后地方能从发电效益中获取多少比例，也还是个未知数。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似乎还有些不托底。
三峡集团公司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这些超支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峡集团公司金沙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筹建了近10年，还没有注册成立起来。而工程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
大唐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大型水电工程的利润周期长达几十年，地方政府才是迫切希望工程立即上马的一方，这会大大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大水电集团也争先恐后来抢金沙江这块“蛋糕”。
“因为现在只剩下四川、云南、西藏了。”他说，“广西差不多都已经开发完了，广东、沿海发达地区，也基本上都没有了??”
各大电力集团开始抢占势力范围。该管理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以观音岩水电站为例，实际上最早是由“未批先建了金安桥”的民营企业华睿(后改名汉能控股)圈占，但汉能并不具备足够雄厚的实力，拖了好几年，都没动静。地方政府着急等着他开工，他却“只图先瓜分了再说”。
四五年过去后，2007年，大唐终于在多方协调之下接手，动工开建。
“既成事实”
一个大型水电站，仅仅是工程而言，就动辄上百亿。在新的长江流域规划从2003年修编到报批的近十年间，一些水电站已经上马，已经投入巨资成为“既成事实”。
而同时，在国务院尚未批准和正式颁布新的《规划》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就已经一个一个地开始核准这些水电站的建设。
在核准之前，各大水电站的营房建设、库岸公路、移民工程甚至主体工程，都已经展开，数亿、数十亿的钱砸了进去。
2009年12月，本刊记者第一次沿着金沙江，穿过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等水电站黄沙漫天的库岸公路和施工工地时，当时这些水电站没有一家获得全套的手续。
鲁地拉、龙开口两个水电站正因为环评未通过即截留被环保部叫停。本刊记者于2009年12月27日在龙开口水电站工地现场看到，大坝是在紧张地浇筑，并未停工。
2008年10月31日，在龙开口水电站首仓混凝土浇筑仪式上，华能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平，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祝中国水电八局龙开口项目创造了开工即达到月开挖强度120多万方的奇迹，25万立方米的混凝土生产系统5个月建成的奇迹！”
3年多以后的2012年3月初，本刊记者从官方媒体获知，龙开口水电站刚刚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
阿海水电站于2011年2月28日获“准生证”，“开工仪式”比该工程的大江截流晚了2年零一个月。
金安桥早在2007年未经批准就动工受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质疑，他们的“准生证”是2010年才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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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开发，一定意义上讲是学苏联的，早期规划的思想都是苏联那一套，与西方国家还是有差距。”曾经是三峡工程审查设计专家组成员的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府仁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所谓的“苏联模式”，在金沙江河段的规划上得到了体现。如果规划的25级水电站全部建成，那么整条金沙江就会成为一个连着一个，库头接着库尾，“不浪费一米水头”的水库链。也就是说，长江这一河段，3300米的落差势能全部会被利用起来。
这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叠加效应，谁能解释清楚呢？本刊记者从三峡集团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局获知，即便是在金沙江下游开发四级巨型水电站的三峡集团公司，做的也是自己公司开发区域内的检测和研究，包括水污染防治、地震监测、库岸稳定监测等。还没有听说，有独立的部门或者机构，对全流域进行监控、调查和模拟计算。
1990年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的时候，由于历史阶段的原因，生态和环境的因素还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权衡因素，然而，2003年开始修编《规划》，最初设定是要把生态问题考虑进去，但是修编几年下来，水电站取消了两个，又加进去了两个，像小南海水电站也在争议声中保留了。
口水战的大江截留
水电建设的强势推进中，争议从未止息。
就在不久之前，媒体关于金沙江开发的质疑之声迅速受到水电部门的反击，“极端环保”、“无知”、“挑拨”、“妖魔化”等常用词再度出现于论战檄文之中。美国和欧洲的开发数字、中国的减排压力等再一次被提出作为证据和依托。
反应之强烈，类似于2010年底、2011年初那一场对环保部官员的围攻：2010年12月22日，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说：“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
此话一出，能源局的多位官员、专家随即站出来反对。次日，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环保官员应该懂得科学常识和起码的逻辑”的文章，直斥凌江“不过是重复一些伪环保污蔑水电的谎言”。
环保部的官员没有再继续公开回应，而其某司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不是一个讨论问题的氛围，一上来就是“唇枪舌剑”的感觉。“我们看一个人的观点，可能真的不能断章取义。”
“在这样无休止的口水战中，概念一直就在被偷换。”曾经也被冠以“反坝”之帽，但坚称自己并非“反坝人士”的翁立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翁立达是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任局长，教授级高工。他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开不开发水电，而是目前的水电开发是不是失控和无序，是不是太急功近利？”
府仁寿亦告诉本刊记者，水电开发的症结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占了主导。这是我们应该在政策和管理层面好好反思的。
“‘欧美数字’不可以简单地作为中国水电发展的参照系，因为这个比较并不成立。”府仁寿告诉本刊记者，不同国家的电力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每条河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
以挪威为例。挪威是一个山区小国，也没有什么大江大河。而邻国荷兰是一个平原国家，荷兰修了很多火电站，火电站的峰谷调节能力很差，半夜里电能过剩。于是挪威修了很多抽水蓄能电站，山顶一个池，山下一个池，半夜里低价把荷兰的电买过来，抽水发电，白天高峰时段再把电高价卖出去，赚取差价。
“抽水蓄能电站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跟截断大江大河的高库大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府仁寿说，所以，如果用挪威水电资源开发量已经达到“90%”的数字来对比中国，尤其是对比中国大江大河河道上的水电开发，是并不科学的数字游戏。
在争议的过程中，在各种手续、批准将办未办之时，一个又一个巨型工程已在金沙江上将滚滚江水截流了。
地方政府的算盘
小南海水电站位于长江上游川江段，上有向家坝，下有三峡，同为三峡集团公司所开发。因为库区的位置与长江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有重叠，所以长期以来受到强烈质疑。
但是很快，这个保护区就被上报“调整”并获批，水电站大坝的设计选址不在“调整”后的保护区范围内。
四川地质局地调队总工程师范晓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说“水电至少比火电好”、“国家发展的能源刚需”、“中国的减排压力”是建设水电站天经地义的理由，那么根据他的考察，至少在小南海，这些理由不太能站得住脚了。甚至从经济角度讲也并不合算：低水头电站，单位千瓦时造价过高，淹没成本也大，移民也多，三峡集团公司很难有多少利润可图。
他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三峡大坝蓄水以后，作为库尾的重庆受到了较大影响。朝天门的航运由于水库卵石的淤积而丧失了功能，气候也受到影响。三峡集团公司为了弥补重庆的损失，并且也不愿意看见在向家坝和三峡之间插入由别的公司开发的水电站，这样不利于这段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所以答应了开发小南海，与重庆合资建设。
对于范晓的说法，三峡集团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局一位官员亦表示认可。该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小南海，我们一直不想建的，但是重庆想建。重庆是三峡的库尾，做出了牺牲，你要对他有所弥补。小南海不是以发电为主，用中性一点的话说，是为了‘综合效益’，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该官员也认可小南海水电站会直接影响到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珍稀鱼类保护区。所以，3月底的奠基仪式，也是非常低调地进行。且三峡集团公司对小南海一直秉持“不宣传、不报道”原则。
与此类似的还有位于攀枝花境内的金沙、银江两级水电站。
攀枝花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两级新加进《规划》的大型水电站，是攀枝花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因为上游的观音岩水电站蓄水发电之后，他们担心市内的金沙江水位会受到影响，“影响景观”；同时，作为一个钢铁基地城市，用电是刚需，虽然攀枝花并不缺电---旁边就是二滩，可从成本角度考虑，攀枝花市也想开发建设“自己的”水电站。
攀枝花招商引资找到了华润电力，并于2009年4月22日开始了淹没区的移民实物指标调查。
2011年，华润电力退出了金沙的开发，攀枝花市西区政府转而与二滩的业主---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川投)签约，由川投接手华能来开发金沙水电站。当时计划在2011年底之前筹建工程动工，当地媒体亦宣布2012年之内，银江水电站就要开工建设，2015年3月以前开始蓄水。
2012年3月底，本刊记者在金沙江攀枝花河段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工程动工，而攀枝花市环保局也向本刊证实，这两个水电站还没有开始做环评。
至于为什么退出金沙水电站的开发，华润电力没有回复。而另一业内人士则向本刊透露，华润是因为经不起漫长的建设周期，做不下去了才退出。比起五大电力集团，华润并没有足够强的大型水电开发实力和经济后盾，大型水电的开发经验也不丰富。
“在重要河流的干流上，任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可以设计一座水电站，不管是为了发电，还是仅仅为了工程本身都可以，关键最后还能获得层层批准，这是可喜的事吗？”另一戴着“反坝”名头的地质学家、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水电开发已经不仅是急功近利，而是杀鸡取卵。这不是‘过量’的问题，也不关水电开发达到了可开发量多少百分比，这是无序。”
在云南省和四川省交界处，观音岩水电站的大坝上，大唐观音岩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目前观音岩大坝的选址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另外两个方案都更好---其中一个在四川省境内，另一个在云南省境内。但是，建在四川省境内云南不同意，建在云南境内四川不同意，最后选择了一个并不最理想的中间位置。
这种情况，与本刊记者在三峡公司了解到的类似---三峡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四级电站，这个营地建在四川，下一个就要建在云南，要“对称着来，兼顾双边”，即便有的时候从经济角度考虑这样会造成更多浪费。
由于每个水电站都是按照自己的各项指标设计，每个公司做自己的那块，在这一轮水电资源的瓜分过后，大家是不是都“吃得饱”，成了一个新问题。
府仁寿告诉本刊记者，按照最初的设计，三峡应该是10月份汛期过后开始蓄水，但是现在因为它上游的干流和支流新建了数千个大小水电站，大家都可以蓄水，三峡蓄水根本蓄不满175米了，于是就只有提前，从9月份就开始蓄，现在依然是蓄不满。
水利部门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职权来统一水资源调度，除了防汛时可以下达指令之外，其他时候，这个利益上下游如何分，如何统一调度调配，也是各大水电公司密切关注和尚未解决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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