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顺绘
根源在于重男轻女传统观念
“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由孕妇、中介、医护人员组成的产业链，提供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引产的“一条龙”服务
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已经上千年了，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B超普及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直接诱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造成人为的“女孩失踪”现象。
28岁的符梅是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居民。日前，怀孕4个月的她悄悄去该市那大镇大通路一家个体诊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得知是女婴后，她做了引产手术。手术时，符梅大出血，被送医抢救。警方事后查明，给符梅实施“两非”的李某，是湖北天门市人，2005年以来一直从事“两非”行为，多次被抓，屡教不改。
“两非”是指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
翟振武说，我国“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两非”黑市，由孕妇、中介、医护人员组成产业链，提供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引产的“一条龙”服务。高额利润让这个地下网络越织越密，加入进来的不仅有农民、个体医生，甚至还有正规医务人员。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突出反映在农村。传统观点认为，农村的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然而，一项对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经济贡献方面，生男不比生女强。而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的势头。
“不能将男孩偏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根子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翟振武说，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在一些家族、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儿子能提高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强盛。
“男女不平等带来的性别差异因素，也是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经济、政治等其他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
严厉打击技术“越轨”
建立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审批制度、B超使用管理制度，推行引产和分娩实名制，加强终止妊娠药物管理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遏制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头，当务之急是打击技术“越轨”，“治标”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依法查处“两非”行为。
去年8月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公安部、卫生部等六部门，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两非”专项整治行动。日前，六部门再次联合发文，确定2012年为“出生人口性别比重点治理年”。
海南省儋州市西联农场孕妇蓝某怀孕6个多月，想知道胎儿性别，通过电话与唐某取得联系。去年7月10日上午11时许，唐某开着一辆奇瑞牌小轿车，将蓝某接到自己家中，从挂包里拿出一台笔记本“B超”，给蓝某做检查，告知她怀的是女孩。当唐某收取330元鉴定费时，被跟踪而来的执法人员抓获。
据查，唐某是儋州市国营新盈农场人，1999年从卫校毕业。曾因从事“两非”行为被抓，以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前刑满释放。之后，他购买小型“B超”，配备作案车辆，变本加厉地从事“两非”活动。
“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强力打击下，‘两非’行为变得更为隐蔽。”海南省人口计生委主任隋枝叶介绍说，不法分子的仪器和交通工具更加先进，手段更加多样，防侦查能力增强，加大了“两非”案件的“取证难”和“执法难”。
儋州市卫生局要求，凡是开展B超检查业务的医疗机构必须安装“全球眼”。全市15家医疗机构的20台“全球眼”远程监控终端设在市卫生监督所，由该所对被监控单位全天候实时监控，视频存储可供取证。
江西省湖口县把查找线索作为查处“两非”案件的突破口。他们重点排查已领取再生一胎证后孕情无故消失、孕14周以上才申报办理再生一胎、已领取生育证长期无孕情、怀孕超期未申报出生等对象，从中追查案件线索11条。推行“1名乡干部+1名村干部+1名组干部”对一名怀孕对象的跟踪服务。对县内居住孕妇，每月上门访视一次；对外出务工孕妇，每月上网视频一次。发现不正常情况及时上报，从中挖掘5条案件线索。
解决“两非”案件“执法难”，需要顶住压力，违法必究。湖口县在处理公立医院黄某、余某“两非”案时，遭遇说情、干扰甚至恐吓的压力和阻力。县委、县政府态度坚决，排除干扰，对两位涉案人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产生了震慑效果。
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诫勉约谈和问责制度、出生人口实名登记制度、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审批制度、B超使用管理制度、终止妊娠药物销售使用管理制度、“两非”案件有奖举报制度等，建立了跨部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效工作机制。
“治本”在于提升女性地位
通过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行为约束机制、利益导向机制，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势头
治理性别比偏高，仅靠打击难以除根。目前，我国正着力构建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幸福工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专项活动，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给予养老保障，让百姓觉得生女孩不吃亏。尤其是2003年以来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通过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行为约束机制、利益导向机制，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势头。近些年，国家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现在一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们就想到‘娶妻难’和‘光棍’问题。其实，这是从男性为中心的视角考量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及现行的一些政策因素影响，两性之间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十分普遍，女性的弱势地位依旧明显。因此，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2009年，在中央党校课题组指导下，河南省登封市在大冶镇周山村进行出生性别比治理试点，从婚嫁习俗、村民身份、资源分配入手，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保障了妇女政治经济待遇。群众对“男到女家落户”和“女孩也是传后人”的认同率逐步提高。截至2011年底，该市98.5%的行政村修改了村规民约，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社会地位。如在推荐入党、选举各级代表委员中，女性比例争取达到50%。当选村组干部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女性比例不低于1/3。
陕西省近年来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为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该省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前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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