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为了教书育人，一个是为了创造产值，学校校长和工厂厂长本来是毫无瓜葛的两个角色。但是，在功利化教育的压力下，一些中学校长被戏称为“毕业生加工厂”的“厂长”。一些中学名校校长对“教育GDP”的概念提出了质疑。
升学率的焦虑成了避不开的紧箍咒
每年高考放榜前后，都是校长们最为焦虑的时刻。浙江的教育部门一直请求媒体不要宣传“状元”。广东2012年还出了“狠招”——全省前10名的成绩被考试院技术屏蔽，连考生自己也暂时查不到。
但这都阻止不了一些媒体对状元追星般的报道，也阻止不了家长们自发聚集在网上，列举各校历年数据，评价哪所学校才是垄断高分考生的“状元生产线”。“高考成绩是一个中学校长面对社会时无法避开的紧箍咒。”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说。
各地都有一些“状元赛”中的“常胜将军”。北京某所中学产生了北京市近年来半数以上的文理科状元，河北的一所状元名校也几乎垄断了省里的状元。
“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产物，是不是教育规律的体现，是不是按照一个真正的人的需求教育出来的，似乎谁也不去管。”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说状元不优秀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换一种环境，这些孩子完全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校长们深谙“状元生产线”的生产工艺。“老师都知道，考试成绩的稳定是重复训练之后正确率的再现。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抑制了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叶翠微说。
功利性的教育目标造成心理分裂
大部分校长都明白单纯追求分数的弊端，但孩子的平衡发展短期内无法显现，只有考试成绩最显性。“这是一种分裂的感觉，很痛苦。比如补课是错的，但高三一天不补，可能吗？家长也不干！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错得不要太离谱。”一位校长说。
刘长铭说，他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中学与高考脱钩，孩子高中毕业后回到所在社区，由考试院组织考试，“那时学校就不用靠压缩艺术课、体育课来比拼了，考试时也不用警车开道了。”
浙江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常扪心自问：“我们是解放了一代人的创造力，还是窒息了一代人的求知欲？是让孩子们享受了幸福快乐的学习，还是承受了无休无止的负担？校长和教师的勤奋和敬业是淹没在无休无止的辛苦和疲累中拼着体力，还是在无私奉献中享受教育的幸福？”
“历史会给予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校长和教师以什么评价？”周千红问。
校长应该是理想主义的实验者
教育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但是升学主义控制了家长，地方行政力量也将升学当作地方一大教育成绩衡量标准。
在浙江，2009年高考放榜，杭州的19楼论坛上有家长发帖：“全省高考前10名，宁波镇海中学占了7个，杭州的中学该反思”，家长们铺天盖地的“口水”在要求杭州能迎头赶上。而一位校长告诉记者，他最头痛的就是每回遇到区长，这位领导开口必问“清华北大”。
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升学压倒一切导致了孩子们从小就被分出三六九等。最后整个教育，80%的孩子在为那20%的好学生陪跑，长此以往，由这些孩子组成的社会结构难称理想。”
所幸的是，总有那么一些校长试图“自我解放”，解放自己也解放孩子。
北京十一学校、上海中学，都已经开始了走班制和选修课。在浙江，为了给校长们“松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把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全省不再有统一课表。选修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至1/3。
周千红说，校长是一个“牧羊人”，引领学生到最肥沃的“草地”上，享受学习的幸福；叶翠微说，校长应该是理想主义的实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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