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私刻医院收费章、为妻子骗取透析治疗400余次的廖丹，已将17.2万元透析费全部退赔至北京东城法院。法官称，廖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可以在3到10年的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刑期。(7月17日《北京晨报》)
从上周起，这个被称为“北京最凄美爱情故事”的刻章救妻案就一直牵动人心。如今，廖丹最终会受到什么样的判罚最令人关注。已经有媒体刊发文章，希望能“法外施恩”给予缓刑的判决。法官在前述新闻中的表态，即可看作是对这一呼吁的回答。也有法律人士分析，如果廖丹获刑3年，才有希望同时获缓刑，这样就能在监外服刑，继续照顾妻儿；如果判刑在3年以上，廖丹就必须被收监服刑。
人们期望着，最终的宣判能够兼顾情与法的两面。但说穿了，肯定还是愿意天平向人情味倾斜，为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留下活路。众多好心人、慈善机构捐钱出力，也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若真要说有“希望”，我们恐怕不能全然寄托在法官们的一念之间――廖丹判了缓刑，这个家庭依然困难重重，其背后的医疗救助制度依然无力；廖丹收监服刑，也未必意味着万念俱灰。只要官方的保障机制能够主动开启，只要民间爱心人士还在持续活跃，这件事总算有失有得。“刻章救妻”结果如何对社会民生的意义，我想更在于这个廖丹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了，能否不让下一个、下下个廖丹的故事如此悲情的开始、悲哀的结束？
是的，不让廖丹式的人物再次出现，除了法律的恻隐之心和人情温暖，重要的是让这样的故事一开始就起不了头，又或者起了同一个开头却走向不同的“剧本”。救助力量的及早介入，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无论这种帮助是来自政府、来自媒体呼吁抑或是民间机构，只有越早介入，才能越减小出现悲剧的几率。而政府针对低收入群体、非户籍人口、大病重病保险等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正是最值得依凭的常规力量。问题是这股力量靠不靠得住？
廖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对救助体制也不懂，就希望政府救助体制完善一些，能让我们这些没多少文化的人也能知道该向哪些机构求助，别让更多人像我一样，走了弯路，走了绝路。”这句话听了让人难过。很多好的政策是存在的，但却没有激活，几乎等着民众上门索取，“不告便不理”。假设当初有人热情一点、主动一点、耐心一点，廖丹还会不会去造假诈骗呢？如今事已至此，但这样的疑问并非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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