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当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沉冤昭雪时，面对记者一再追问“感谢谁”，赵作海最后自言自语，“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倘若现在有人问唐慧这个问题，她的答案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有个重要“推手”她不应忘记，那就是媒体。试想，如果没有媒体锲而不舍地追问，如没有媒体推动的舆论关注，她是否能够走出劳教所的大门？或者，能否出来得如此迅速？
媒体曝光——上级重视——迅速处理，“唐慧连环案”的初步解决，依然沿袭了近年来许多公共事件的处置方法。有人将之概括为“媒治”，因为在这一处置模式中，媒体起到了关键作用。问题是，然后呢？
媒体常常是追新逐奇的，如果人们视觉疲劳了，媒体能不能继续关注？媒体往往是喜新厌旧的，如果其他猛料出来，媒体会不会调转枪头？相较于有限的媒体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又该找谁代言？那些不能吸引人眼光的冤屈，又将如何申诉？
从“人治”到“媒治”，无疑是一大进步。或许，“媒治”可以解决个案，但它不能包打天下。现实中，很多时候“媒治”推动后的结果只是当事部门的危机应对，甚至公关式处理。这种情况下，当人们把公平诉求、正义实现仍更多地寄托于媒体，让人情何以堪？
有人说得好，在以往众多“媒治”案例中，“有波涛汹涌的民情，有党政官员的快意恩仇，有舒缓民怨从快从重，但唯独少了法治的身影”。无论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媒体都是监督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但在某种意义上，“媒治”许多时候是人治的变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当下，它浇灌的只是侥幸公平，而非普遍正义；它助益的只是眼球关注，而非权力公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愿把湖南对“唐慧连环案”的处置，看作是打造“法治湖南”的一环，看作是从“媒治”走向“法治”的一个起点。而相信“媒治”还是“法治”？选择“媒治”还是“法治”？这正是衡量一个地方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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