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赌神局长搓麻赢30万元“疑云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园林绿化局原局长赵桂强利用职务之便，在丽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发包和实施过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共计55万余元。另外，赵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他家共有资产折合人民币340余万元，扣除其债务47万元后，仍有160余万元无法说清来源。

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赵桂强在庭审时竟辩称自己“搓麻将赢了30万元”，引来网民讥讽，赵桂强即被网友戏称为“赌神局长”。[详细]

防城港10万元“天价”榕树背后的隐秘

从2008年至2010年，原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管理处主任赵莉萍亲自或指使下属向花木供应商提出虚高单价，采用虚开发票的形式套取工程款，伪造购销合同和苗木清单，再指使园林管理处出纳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付款。供应商收到货款后，扣除实际货款后，余款汇入赵莉萍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采用这种方式，园林管理处共套取公款170余万元。

赵莉萍案中的一项普通绿化工程，财政预算投资200多万元，而实际工程造价只需六七十万元，即使是通过虚开发票套取70多万后，也没达到预算的投入额度。[详细]

虚开发票、伪造价格成主要腐败手段

一些地方政府将园林绿化当做“政绩”，投入巨资“大种树、种大树”，大树进城、名木进城搞“形象园林工程”“政绩园林工程”，这样的“绿化奢侈病”，拉动了城市对古树名木的需求，也为腐败提供了滋长的空间。

对这些绿化腐败案件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虚开发票、与供应商串通伪造价格、将苗木价格抬高套取工程款，是主要的腐败手段。

在园林腐败案件中，利用职务之便，在采购或发包工程中与行贿方勾结，收取“回扣”非常普遍。在园林腐败案件的报道中，收受回扣是最普遍的腐败行为。

园林苗木价格随意性过大给腐败留下空间

苗木特别是古树名木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又具有唯一性，无法做到由物价部门统一定价，导致价格随意性很大。绿化工程包括景观设计、土方工程、给水排水、后期管护等，涉及规划、工程发包、工程选材监理等环节，在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牟利空间。

移植到城市的树木，成活率是个未知数，后期补种资金也给腐败留下了空间。[详细]

由于园林绿化工程领域包含较多技术含量和设计因素、采购招标无章可循、许多项目不透明，导致监管难度大，容易滋生腐败。

——定价随意性大

同一种树木、同样的胸径，树冠为半冠的树的价格可能就只有树形较好全冠树价格的一半，定价就看树形好看不好看，完全没有规范。”

——采购招标无章可循

一般标的物会有规定的指标，相关技术参数容易确定，可以通过‘货比三家’确定性价比较高的商品，但这一常规方式在园林绿化行业实行却很难，留下了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移栽、补种无序，循环腐败受益

有一些地方的园林绿化部门，利用城市道路扩张之机将树木移走，购买新树种植，再将原来移走的树“购买”回城市种植，循环获取利益，有的还以补种、护理为由长期获取利益。

——监管难度大

园林工程中即便通过招标形式购买苗木，也难以做到相关人员不在其中拿“回扣”。陪标、议标、围标等各种违规操作也可能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详细]

官员意识作祟 权力寻租不止

如果依靠“长官意志”来主导城市绿化，权力寻租就不可能真正禁绝。时下很多城市对树种草坪的选择，依据的并非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市民意见，而是某些领导的个人喜好。很多情况下，移栽古树进城、广植名贵观赏树种，都是此种“长官意志”的体现。

针对园林工程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政府部门应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将项目招标、采购监管、工程管理、后期履约等信息公开，让这些信息更加透明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最大化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

期待公民意识觉醒 善用知情监督权

对于涉及工程等巨大经济利益的项目及公务人员，纪委监察部门和审计等监督不能缺位。要减少工程中的随意性，在事中和事后都必须审计，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就难以挽回。同时，还要加大普通群众对于重大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对于工程方案、投资预算、施工方等都要提前告知，以加强社会监督。

社会的进步需要每个公民的推动。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成为网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2012年3月，青岛政府决定一年拿出40亿元巨资种树，占到全市财政收入的7.2%；

——2012年2月，广西防城港市，一棵普通榕树在账面上的身价高达10万余元；

——2011年12月，合肥蜀山区南岗镇从越南原始森林陆续引进250棵百岁以上的紫薇树，每棵古树大约40万元；

——2011年3月，广东佛山禅城区加种香樟、秋枫、大福木棉等大树601棵，预算1400万元，均价2.3万元一棵；

——2010年8月，广州珠海市耗资800万元在两条道路旁种植了31棵罗汉松，平均每棵26万元，有关部门称将为这些名贵大树进行GPS定位，防止偷盗；

——2010年4月，山东某小区绿化使用15万元一棵银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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