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讨薪”是一种无奈之举，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更加需要常态化的制度救济
农妇“苗翠花”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讨薪视频，近日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21日，视频策划者现身讲述拍摄过程，说明为什么要采用如此奇特的“点子”。
近年来，从拜河神到跪求范仲淹像，再到举行“网上讨薪发布会”，农民工“另类讨薪”的方式不时出现。讨薪，仿佛成了比拼创意的“技术活”。然而舆论总是喜新厌旧，若非剑走偏锋的奇招、出其不意的怪招、动人心弦的狠招，很难引起关注。无论高人指点还是自己出招，这种吸引眼球的讨薪方式演绎下去，恐怕越来越难以为继。
既然如此，为什么“另类讨薪”仍然不断花样翻新，并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这当中既有少数“成功案例”出奇制胜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比如，“苗翠花”录制视频到网上发布之前，“法律程序和上访程序都走完了，没有用”。再比如，一些农民工就是在欠薪者“法院判决就是一张废纸”的叫嚣下，把求助的目光从现实投向了网络世界。
讨薪，本该有理直气壮的底气，而不是被屈辱所取代；本该有尊严，而不是沦为悲情的代名词。“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如果欠薪方尊重法律，如果职能部门守土有责，如果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有效，农民工何须求助于网络？正如有学者所言，利益表达是要付出代价的，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成本很高，靠公民个人之力很难承担。“苗翠花”自陈不知“啥是外交部”，却要模仿外交部发言人为自己讨薪，这更说明，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他们不善于表达，也不长于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更加需要常态化的制度救济。
而对职能部门来说，农民工“上网讨薪”，未尝不是一种提醒。农民工既然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诉求，为何不顺势而为，把网络变成制度性的维权渠道？在网络化时代，通过网络机制维护群众权益，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群众可通过登录相关网页、发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反映信访诉求，而工作人员能直接在网上处理群众投诉。这些地方的创新实践说明，只有铺设民意通达的“高速路”，开通化解诉求的“快车道”，社会矛盾才可能消弭于无形之中。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世上没有说服不了的民众，只有无意说服民众的冷漠；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只有放任矛盾越滚越大的失职。在社会转型期，更需要尊重民众的多元化利益表达，更应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只有利益协调机制跑在前面，人们的正当权益及时得到维护，社会运行才能健康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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