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第四份东亚经济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指出：“在过去50年中，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升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在欧洲以外，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跃升到了高收入国家。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它的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根本就停止了增长。”拉美的教训，对东亚，对中国，都极其重要。
陷入vs跨过：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主持人：是否只有新兴市场国家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发达国家在经历发展中阶段时也面临过相同的问题吗？
张晖明：回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人们将“先发展”与“后发展”分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内源式”发展与“外源式”发展。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世界经济秩序还处在一种比较“蛮化”的境界，如今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基本是基于内源的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军事实力，在资源获取和产品输出方面掠夺“殖民地”国家利益，或者说发所谓的“战争财”，迅速形成较强的经济总量与科技实力，从而掌握了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并从中获取经济博弈的收益和自我积累发展能力。所以，在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可以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等外部资源，因而呈现出“外源式”发展的特点，由此可能出现如果后起者不能在第一发展阶段形成内生增长能力，就极有可能形成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沦为发达经济体的附庸，从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周文：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比如，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孟捷：我刚说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比如，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非常高的，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障碍。对外资的认识，过去一直有偏差，最近余永定和路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我认为有纠偏的作用。对外资要一分为二地看，在改革之初，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有贡献，因为它们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格局，引入了竞争。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在今天，吸引外资常常抑制了中国自身创新能力的培育。从世界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依赖外资最终成功地发展起来的。拉美一度依赖外资，带来的是“失去”的二十年。
主持人：日本以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后来的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结局的原因何在？
周文：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冲突不断，分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大大减弱。
因此，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怎么分蛋糕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张晖明：全球化给他们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了新的外部机会。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亚洲四小龙”顺应全球化潮流发展起来，其实当时，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问题。韩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借助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实现了经济增长，跨过了中等收入阶段。与日、韩相比，拉美当时就没有这样的外部机会。中国要重视这个前车之鉴，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有日、韩当年那样的外部机会了，因为没有这么大人口体量的经济体来为中国提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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