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周刊》10月28日一期文章】题：小鹰的巨大翅膀———莫言比体制外作家更能深刻批判体制(作者章海陵)
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全球华人及文坛大声欢呼“实至名归”，但也出现抗议声浪，抨击莫言成就有限，远非一流作家，批评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奖颁给一个共产党员作家。
自信弹奏特有“主旋律”
其实，早在1965年，苏共作家肖洛霍夫就凭《静静的顿河》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智利诗人聂鲁达等多位共产党文学家也曾先后享有诺奖的荣耀。不久前去世的95岁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一生坚持左派信念，即使在柏林墙倒塌后也不退出共产党，但他的研究成果饮誉全球学界。作为共产党员作家，中国的莫言为何无资格摘取诺贝尔文学桂冠呢？
莫言和肖洛霍夫胸怀文学理想，从社会底层的农村进军强手如林的首都文坛，都幸运地遇到慧眼识人前辈的关怀。哥萨克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提携同乡肖洛霍夫，称他是顿河草原上的小鹰，看似不起眼，却能张开惊人的巨大翅膀。莫言当年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时不仅创作上藉藉无名，有些学科的考试成绩也不尽理想，而在校学员中已有山东军区李存葆、南京军区钱钢等大腕级名家。可是，资深军旅作家、文学系主任徐光仅审阅莫言几篇习作，就决定破格录取。栖身山东高粱地的小鹰莫言，也拥有一飞冲天的巨大翅膀。
与肖洛霍夫不同，1955年出生的莫言没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他具有另一种历练，即从小到大受到饥饿的无情煎熬，一点不亚于战争中惨烈的出生入死。作家难忘慈爱可敬的母亲因偷吃公社的牲畜饲料而遭干部吊打；他家大娘外出讨饭，对一碗麻疯病人吃剩的面条都感恩不尽。可能唯其如此，莫言才特别珍惜生命的感受与感觉，他的文学才情由此而升华，分外光采照人。
推出成名作《红高粱家族》之前，莫言就以爆炸式、异类型的不凡身手亮相文坛。他充满激情，恣意妄为，信笔写去；笔下人物个个虎虎生风，却难以归类。他自信而沉着地弹奏特有的“主旋律”，即山东高密乡一个苦孩子的永远追问：人岂可无尊严，卑微地苟活偷生？人世间的残酷与残暴，何以至此？
热烈赞扬人性光辉
经历文革的作家大多擅长斥责极左政治，但罕有像莫言那样将揭露罪恶、控诉苦难变奏为力透纸背的反讽，既淋漓尽致彰显时代的严峻，又不动声色但热烈赞扬中国人性的光辉。
比如，短篇《斗牙》中的解放军王班长应是不折不扣的兵油子，未婚却夸口睡过的女人已有千把；偷老百姓西瓜不成，干脆装神弄鬼行骗，成为带坏新兵的“教唆者”。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王班长，却敢于痛打军中无人敢惹的权贵子弟。在例行公事的拥军爱民活动中，王班长一视同仁对待驻地附近的地主富农，上门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时，鼓励男主人不要因阶级成分而抬不起头，并大胆诙谐地建议，哪天把自家的漂亮妹妹领来嫁给你，而你的新娘归我。在风声鹤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即使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勇者也不敢有如此表示。无语的新娘只有不停地剥水果糖请解放军吃，剥了二十多颗。一个光芒万丈的真男子现身了，新娘怎能不热泪盈眶？在新中国的文学人物画廊里，何曾有过这等文学形象？
而在《人与兽》中，抗日英雄爷爷被日军抓到北海道当劳工，因不堪折磨逃进深山老林，靠捡野果和偷农作物维生，“人是他最怕的，也是最思念的”。有一天，爷爷在玉米地里发现了一个日本农妇，扑上去剥她的衣服，“一串串肮脏的复仇的语言在耳朵里轰响：你们奸杀了我的女人，挑了我的闺女，抓了我的劳工，打散了我的队伍”；“我和你们有血海深仇，哈哈，今天你们的女人也落到我手中了”。接下来是淫秽的语言，但再接下来，爷爷钢枪一样的身体突然软了，因为看到了日本农妇内裤缝着“一个令人辛酸的黑布补丁”。而他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妻子的内裤上也缀有一个同样辛酸的黑布补丁。
击垮爷爷的是辛酸的力量，更是全人类的力量。爷爷不可能知道雨果这位法国大作家，但同样具备“个人之上是群体，群体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是人类”的人道主义情怀。至于内裤上的黑布补丁，它是世上所有穷人家、终生操劳的妻子们的共有之物，是至死方休的爱心象征；当然，它也是所有军国主义者、冷血富豪、贪腐权贵罪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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