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９日电（记者周竟 何悦）１１月１１日在中国已成为年轻人“约定俗成”的“单身节”，这个略显尴尬的节日还逐渐扩大着适用人群的范围——他们结了婚却过着单身生活，原因不是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生活。
今年２７岁的湖南籍小伙陈正明（化名）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谋生，家乡人眼中的陈正明，是在中国首都从事互联网工作的高材生，但他自己却并没有这种成就感。
因为月薪不到６０００元的他既买不起房，也没能为自己和妻子租上一间合适的房子。
陈正明与大学同学也是老乡的妻子刘慧（化名）结婚已经一年多，不过这对小夫妻还处于分居状态，陈正明与３个同事在公司附近合租，而妻子刘慧则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而易见，北京的高房价以及年年飙长的房租让他们难以承受。
“我们两人加起来月工资８０００多元，平时吃饭和零花需要３０００元左右，还要给家里寄钱，如果再花上两三千元租房，那就是月光族，永远不可能买房。”刘慧说，虽然有时觉得委屈，但为了终极的买房梦，还是愿意忍受现在的分居。
“我们平时只在周末见面，有时遇到两人都加班的话，可能半个月都见不上一面。”陈正明说。
更尴尬的是，由于没有自己单独的住处，周末相聚时，他们常为过夜发愁。“毕竟有室友不方便，多数时候是在旅馆凑合的，而且也只选择２００元左右的低档旅馆。”陈正明常觉得愧对妻子。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中国一线大城市，这一现象并不鲜见。高房价和高房租已成为年轻人生活的枷锁，为了尽可能省钱，他们通常选择群租，而且房子一般离上班地点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在各自生活的夫妻看来，他们找到了最划算的生存方式，当然他们需要付出代价——无法享受正常的婚姻。
“周末夫妻族”让不少人觉得心酸，而在中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夫妻双方多数是丈夫选择到大城市谋生，留下妻子和孩子独自生活。
在北京西单上班的王晓凌每天都会主动留下来加班，新来的同事都以为他是没有成家的“工作狂”。而事实上，这位今年３０岁、步入职场４年的“白领”已经结婚三年，且有一个一岁的女儿。只不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
王晓凌说，到现在都没能团聚的原因是，以他的８万元年薪还不足以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要让妻子辞掉工作来北京，风险很大，而且北京房价、物价这么高，两人在一起肯定过得紧巴巴的。”王晓凌打算再拼几年，冲上公司的中层，到年薪１５万元以上时再把她们接过来。
当然，“周末夫妻族”和“异地婚姻族”面临的只是阶段性困难，当家庭达到一定经济实力时，他们便能够在一起生活，而中老年人的问题则显得更加特殊。
老家在浙江绍兴县城的尹爱华今年已经５５岁，与丈夫育有两个子女。她原以为退休后会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年轻时的旅游梦，然而５年来却没能出门旅游一趟——前三年她在上海帮女儿带外孙，后两年她又跑到北京给儿子照顾孙女。
当下，一批中老年人为了照顾子女的下一代或者帮忙料理家务，而不得不离开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与之相守大半辈子的老伴，“漂”在大城市过起异乡生活。
尽管照看小孩有很多乐趣，但尹爱华在陌生的城市总觉得格格不入，除了没有朋友、语言有障碍外，她常常陷入对老伴的想念和担心中。“老伴老伴老来伴，没想到老了还要分开。”尹爱华说，她担心一直依赖她洗衣做饭的丈夫一人在家不会照顾自己。
尹爱华的子女并非不知道这些，只是面对现实的压力，他们还是选择暂时委屈下母亲。“我不可能辞职当家庭主妇，也雇不起保姆，除了请妈妈来帮忙，没有别的办法。”女儿张青青说，她能做的就是下班后多陪陪老人，缓解思乡之苦。
北京心灵智慧婚恋培训机构首席情感教练赵永久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以及工作压力等，正对婚姻系统造成威胁。
“由于两地分居，使得‘另类单身’一族心理和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离婚率比普通夫妻高很多。”赵永久说。
赵永久表示，两地分居反映了当下一种社会现象，大多数人在情感和事业出现冲突时，都会以事业为重。“这没什么不对，但是人们不应该忽视自己的情感需求，不能让心灵层面有缺失，因为心灵层面的缺失也会反过来影响事业的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姻家庭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严山则认为，这些分居现象带有阶段性，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逐渐减少。
“随着经济整体提升，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缩小，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夫妻就不再需要通过分居来平衡婚姻与生存的关系。”严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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