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青，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兼任高盛高华证券特别顾问。2012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
经济减速导致收入分配结构被动调整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姜韩 北京报道
宋国青，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兼任高盛高华证券特别顾问。2012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82年--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做农业经济研究。1985年--1988年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8年10月--1991年8月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1991年8月--1995年6月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生。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5年9月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兼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总经济师。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22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发表题为：“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题演讲。宋国青表示，当前我国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的现象，这在经济学里面属于悖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数据统计和现实操作之间存在差异，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放缓导致企业利润下滑，从而使得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提高。从后一个原因来看，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多方面扭曲，需要政府加以调整。但是由于主动调整迟迟难以实现，最终出现了这一经济悖论，它属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被动调整。
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
宋国青首先对9月份的经济数据进行了点评。他说，从数据上看，9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比较高的，同比增长率8月份是8.9%，9月份是9.2%；环比增长率也达到了2.2%。
宋国青同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仍然存在不利于企稳回升的因素。比如说财政收入方面，今年按预算做的赤字，或者叫该花的钱，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绝大部分，给年底留下的余地不多了。而且今年财政的收入可能只是勉强完成预算，不会像过去两年，特别是去年会出现大幅度高于预算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却显著地高于预算。宋国青认为，财政收入重点要看三季度的情况，因为12月花的钱很多其实是用于明年的，特别是明年一季度以及再往后的一段时间。总的来看，他认为今年我国财政方面的力量会有一点问题。因为尽管财政根据情况可以追加预算，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政府追加预算的打算。
“如果不追加预算的话，12月就会比较紧张，经济还能不能保持(目前)这样，是一个疑问。”宋国青说，“不过好的消息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 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都在下跌，同比增长率在下降，虽然下降的不多，但是方向还是明确的。”他表示，从其它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到通胀明显下降，而且可能会继续下降，这样的情况就给进行货币政策刺激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宋国青在谈到前面的悖论时，通过图表比对了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速度运行趋势的异同。图表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 D P)同比增长速度一到三季度累计增长7.7%，从去年一季度累计数开始基本上呈现一路下跌的趋势，虽然环比上计算可能有反复，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走势恰恰相反，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都比去年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城市，虽然从去年一季度到今年三季度，累计的G D P同比增长速度下跌了一个多百分点，但是人均收入却增长了一个多点。如果再把城市人口的增长因素剔除，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约增长了两个多百分点。宋国青说，这个现象，如果站在居民角度上看，G D P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反而高了，如何解释这个经济现象？
宋国青从收入度量和企业利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解释。首先是收入度量。宋国青说，一方面，我们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使用的是名义收入，再拿通货膨胀率加以校正。比如通货膨胀率是8%，银行存款利率是5%，收入一元钱存进去到12个月以后取出来，它的真实价值是1.05元，这时使用通货膨胀率校正就要再除以1 .08，最后结果大概是0 .97元，这就是一整套收入的计算过程。
另一方面，税务局在算利息所得税的时候，实际上是即使亏损还要收所得税。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的税法都是按照名义收入征的。不仅仅是银行存款，股票收入里面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宋国青表示，我国计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用名义收入再拿通货膨胀校正的这个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是连利息收入和资本金一块损失的，但是统计对通货膨胀引起资本金损失其实是没有做调整的。
宋国青说，如果把通胀所造成的资本金损失这一条考虑在内的话，去年居民人均收入的数据会更低；今年的数据，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也可能会下降一点。总而言之，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本金损益在去年和今年都是被低估的，去年被歪曲的幅度更大，今年歪曲的幅度相对小一些，因为通货膨胀率降低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现G D P增速下降，居民人均收入还会上升的一个原因。
因此，宋国青认为，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还是有所高估的。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高估的幅度就会更大一些。如果把该打折扣的地方都打上的话，现在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是很高，而是太低了，比G D P的增长速度低很多。
企业利润下滑让居民收入比重改变
悖论现象的另一个解释则是从企业利润的角度剖析。宋国青首先对PPI和CPI数据进行了处理，把定基比的PPI作为分子，定基比的C PI作为分母，得到一个工业品价格相对于C PI的比价。PPI上升对工业企业利润是直接的推动因素。CPI对企业利润没有太多的直接影响，但是有很多间接影响。比如说工资跟C PI有很密切的关系，很多人会讲因为C PI涨了，所以我的工资要涨。中国到目前为止，C PI上涨的大部分原因还是食品价格在上涨。食品价格一涨，农民的务农收入就会增加，你不给他涨工资他就不在城里干了。统计上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农产品价格高涨的年份，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数量就会少一点。所以C PI对于工业企业利润是一个负面因素。
我国近几年来企业利润处于下滑状态，而工资的刚性原则使得工资处于缓慢上升状态。在此情况下，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资收入三者中，收入增长所占的比重相对地提高了。那么在G D P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利润为何为负数？
G D P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工业利润的增长，按收入法计算，在国民收入里面，G D P等于折旧加上利润，利润部分相当于居民收入再加上财政收入和企业未分配利润，这三块统一被叫做可支配收入。如果折旧和工资收入高企不下，那G D P即使增长，利润也可以是负增长。这样看来，就能解释为什么G D P在同比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却负增长了。
拿工业的情况来看，现在名义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8%-10%的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的同比增速低一点，8月份一度不到9%。其中有的工业部门可能价格涨的多一点，但增速也不过就是7%-10%的水平。简单按G D P的名义增长速率来算，三季度G D P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8月份跌了6.2%，工业企业工人的工资涨到10%以上。
把这些概念串起来，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速下降了反而使得真实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比过去有所提高。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增长速率高的时候企业利润非常高，财政收入非常高，让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大幅度低于G D P的增长率，现在这个情况有了一点改善。
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稍微高于G D P的增长速度了，因为财产价格变化的收入不包含在居民可支配收入里面。比如说股票涨价还是跌价，G D P里面没有这一项。但是从居民收入的角度来看，这个要加以计算。所以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感觉现在日子比去年舒服了。
必须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适度调整
宋国青说，舆论对于经济刺激政策反应不一，“4万亿”刺激政策刚出台的时候，2009年前后舆论基本上是持支持的态度，称赞的态度，现在感觉上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
这样的舆论可能对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很多企业感受到了严重的困难，盼望政策宽松，但消费者更担心政策宽松引起通胀回头。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 D P的冷漠，对于高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巨大。回顾过去，同样的情况在1988年前后和1994年前后的高通胀时期也出现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同比增长率和G D P的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显著反向变化。由于G D P和居民收入调查的口径差别，这两个指标本身不是严格对应的。例如，居民收入包括股票交易损益，而G D P则不包括此类财产价格变化的结果。2007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股市大涨。
宋国青表示，过去几年经济高增长，给居民没有带来多大的实惠，但是财政收入增长了很多，企业利润增长了很多。企业利润大都增长到国企那儿去了，但是国企利润也不分配，于是国企员工的工资相对来说就变得偏高了一些。
垄断行业的工资偏高，一些管理岗位的工资偏高，G D P高增长带来的可支配收入增量，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些地方，真正留在工薪收入阶层的，留在普通行业的、竞争性行业的就相对少得多。
现在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要增长，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收入却在下降，去年7-8月份出现了大量企业家跑路的现象。所以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需要对收入分配进行适度的调整，比如说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利润进行适当的分配，财政支出向民生方面倾斜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增加居民收入。
宋国青说，调整收入分配已经提了很多年，但这种主动的调整迟迟没有进行，经济发展到当前的阶段需要调整，现在就是一个被动的调整过程。现在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好，企业收入下降，但是工资又不能少，还要照发，结果利润下跌。这个问题非常不好解决。在私人企业里，用工成本持续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企业主跑路。如果这一过程持续蔓延，也有可能波及到国有企业。
宋国青说，其实国有企业现在还有一些资金储备，国家可以主动地进行一些收入分配方面的调整，适当启动经济。当前我国出现的G D P增速和人均收入的矛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如果这个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时间长了就不是一跌一涨，而是两个一起下跌。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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