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好，吴主任，一会儿还会有问题咱们继续探讨。
因为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既需要非常严格地去遵循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现实，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因为无论是患者还是病人，从某种角度，如果我们不慎或者解决得不好，问题愈演愈烈的话都是弱者。
解说：
黎家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多年坚持抗病毒治疗，2008年时，他的血液里已经检测不出HIV病毒。但是同样是因为治疗，他体内的血小板在减少，大剂量使用激素也使他双侧股骨头坏死，黎家明知道，髋关节置换手术是治疗这一病症的最有效办法。但是除了高达十多万元的手术费用让他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一般的艾滋病定点医院没有能力承担这样复杂的外科手术，而大型综合医院却因为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份将其拒之门外。
黎家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当时咨询这个医生的时候，他是说可以的，他们完全有这个手术能力，而且成功了1000多例，我最后还是告诉他了，我说我还有感染艾滋病，他就很惊讶。他就说还是建议你保守治疗吧，我说(病毒)都已经控制了，他说我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解说：
拒绝接收黎家明的并非只有一家综合医院，但是当黎家明想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状告医院推诿拒绝时，却发现这依然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黎家明：
第一，没有造成医疗事故，第二，他不是没有给你治疗，他采用的是保守治疗，任何疾病都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他没有错，你怎么告他。
解说：
四年前的黎家明和今日的小峰选择虽然不同，但遭遇相似，如果说像股骨头坏死和癌症这样的严重疾病，医院不接收，那么一个简单的食道手术结果会不同吗？
2007年，当时年仅5岁的小塔因食道堵塞入院，院方随后告知小塔的父亲可以完成这一手术，但几天后身边的医护人员突然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热情，对于这样的结果小塔的父亲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同样因此前被多家医院拒绝而隐瞒了病情，但是手术还没做就被发现了。
小塔父亲：
(医院说)那个(手术)镜头二十几万元，消毒很难消干净，不能给你做，如果你自己买仪器来，我们就可以帮你做手术。
解说：
小塔的父亲认为这只是医院不得已的借口，想把小塔推出医院了事。最终还是在当地媒体的大幅报道后，这家医院才为小塔完成了食道扩张手术。
然而，陷入困境的除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也是如此。医生为何不愿意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做手术？调查显示的结果是除了担心被感染外，目前还没有对因职业暴露而感染HIV的医护人员进行赔偿、补偿或补助的法律规定。
白岩松：
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吴主任。吴主任，您是主张严格地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来给大家投诉之门，你要敢不接就修理你，还是要现实一些，我们在每个省、市、自治区指定一两家有条件的综合医院然后先去救治，然后慢慢过渡地包括像地坛医院也可以去请医生来，您的意见更倾向于哪一方呢？
吴尊友：
取决于流行程度。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如果艾滋病的流行很广泛、分布很广，这样一个措施就很难实施。像天津这样的地方，你完全可以，天津市本身很小，你选择两到三家医院来协调的话，完全可以，在这个协调过程当中，让人们改变观念，让医务人员改变观念，同时你有一些举措出台，帮助使得社会也好，医务界也好，能够对这个问题能够接受。
白岩松：
最后一个很短的问题，吴主任，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做其他的手术风险特别大吗？
吴尊友：
没有特别大的风险。实际上，医务人员的操作，特别是手术操作过程当中，发生刺伤、划破的现象几乎每天都有。在去年和今年，我们对全国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实际上每年发生，我们叫做职业暴露，你在医疗操作过程当中刺伤了手或者划破了手，我们叫医疗暴露，暴露以后，我们采取处理。去年的话，医疗卫生部门报上来的大概有700左右职业暴露，处理以后的话，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感染。
白岩松：
好，非常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介绍。
其实在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做完其他手术之后的术后处理，也并不比乙肝或者丙肝的更难。
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王攀，“我们既不能怪医院拒收，也不能怪患者私改病例，因为这是社会歧视，因为这说到底是对艾滋病感染者保护不力。”全社会的责任。李千帆认为，“我们国务院颁布了这个条例，而且相关的批评、警告、罚款等等个个严厉，却个个未见落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双输’的结局。”一方面要现实，另一方面要坚决地依法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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