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日电(记者颜昊田颖牟旭)南风(化名)是花样年华重庆同心工作组负责人。这家民间非政府组织(NGO)已经为当地男同性恋人群提供防控艾滋病服务超过13年。在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这天,他和同事们正在重庆各大高校进行防艾宣传活动。
南风对记者说,如果中国政府今后在资金和注册方面给予支持,会更有利于民间组织在防艾工作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1981年,世界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在美国被发现。4年后,中国大陆也报告了第一例感染病例。2004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协调多个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从基层筛查艾滋病感染人群,落实对感染者和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并从性、血液和母婴这三个途径遏制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
中国各级卫生部门已经建立起一个覆盖几乎所有县级地区的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网络。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卫生部门定期公布艾滋病感染和死亡人数,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逐渐消散,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比例大幅度下降。
卫生部两天前公布的报告显示,目前性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今年1月至10月新报告感染者中经性途径传播的占84.9%,其中男男同性传播比例从去年的15%上升到21%。
中国政府去年公布的报告预测,中国有约500万至1000万男同性恋者。让各级政府的艾滋病预防部门头疼的是,男男性行为更为私密和隐蔽,许多男同性恋者也会和异性结婚,带来更大的潜在传播风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说,在男同性恋防艾方面应该大力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民间组织更了解男同性恋者这个群体,更容易接近他们,也更容易施加有效影响。
南风本人就是一名男同性恋者。靠他个人的资金,重庆同心工作组通过一系列低成本的活动在男同性恋群体间开展防艾干预。通过自己的网站宣传防艾知识,在“同志”酒吧发放安全套,为重庆及周边地区的“同志”社群提供文化、资讯、健康促进服务,并为“同志”社团和个人提供文化和教育支持。
“像我们这样的民间防艾组织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资金和注册问题。”南风对记者说,“如果没有外来资金,我们将面临经费保障困难,也不有利于稳定我们的人员队伍;未注册的组织在承接项目时本身就受到很多限制。”
政府也看到了官方机构防艾的局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防艾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前特地同防艾民间组织代表座谈,听取民间防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李克强说,在艾滋病传播途径更为隐蔽、更私密等新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更具有独特作用。要探索完善有效机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社会组织以扶持,研究建立防艾基金,多元出资给予支持。要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更多地向社会购买服务,完善对公益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对参与公益活动多的大学生,在就业方面也要予以支持。
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努力下,艾滋病在中国因为无知而引起的恐慌虽然已经不多,但社会歧视却依旧存在,甚至是医务工作者也对一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另眼相看。
为了带头消除社会歧视,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近十年来多次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看望艾滋病携带者和病人。
1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看望了艾滋病患者。他强调,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南风说,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地与艾滋病患者零距离接触,确实给艾滋病患者、携带者和从事防艾工作的民间人士以莫大的鼓舞,但要消除社会歧视,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主任尹良军认为,因为社会歧视而隐瞒携带艾滋病毒固然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对医护工作者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真正消除社会歧视,必须建立在患者、医护人员和普通公众对艾滋病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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