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权观察”组织近日宣布2012年“赫尔曼·哈米特奖”获奖者名单，一共41人，竟有12名是中国人，并有7人是中国的维、蒙、藏等少数民族，他们几乎都坐过牢或目前正在狱中。看看发奖的组织名称，再看看获奖者都是哪些人，这个奖是用来干什么的，大概不说中国人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这两年中国在西方获各种“人权奖”的极端异见人士越来越多，获奖者的名气则不断走低。中国社会如今早已见怪不怪，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有一些对抗政治制度的人，西方支持他们，这已经是中西之间博弈的定式之一。
由于中国发展的总量很大，中国同西方交往的主体内容也有了惊人规模，中西这种摩擦在双方关系中的占比相对萎缩，极端异见人士在中国的影响萎缩得更快。他们往往还不如互联网上的合法批判者更受关注。
确切说，极端异见人士在中国已完全边缘化了，西方继续利用他们刺激中国是缺少创新的表现。事实上整个西方舆论的声音也在中国越来越小，它们在输给中国微博上的热闹。
“赫尔曼·哈米特奖”的最高个人奖金额不到1万美元，它的宗旨之一据说是要给受到各国政府“迫害”的人一些“生活补贴”。但他们或许不知道，这点钱对今天中国的合法批判者们是小得可怜的数目。中国已是“大块头”，西方花的那点钱和他们的愿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中国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争不清楚，双方相互根本听不懂对方说的话。那就算了。中国国内的人权批评如今已经要多少有多少，它们虽有时偏激，但都比较具体，社会能搞明白来龙去脉。西方发人权奖往往找了突兀的缘由，选了奇怪的人，我们对此不必费太大心思琢磨。
西方批评中国人权当然不是毫无正面意义，它们毕竟对中国社会带来过触动。有时对抗也是相互影响的一种方式。然而客观地说，西方的很多批评都超越了中国现实，从而引发了中国人对西方这样做背后用心的高度怀疑。这一切严重破坏了中西之间的战略互信，它带给21世纪的负面损害远远高于正面收益。
极端异见人士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扮演了很另类的角色，但即使很久以后回过头再做评价，他们也决不会被看成推动中国前进的主流力量。西方给这些人如此集中地发奖，如果不是西方的恶作剧，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力量分析发生了本末倒置的偏差。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造成了国家前进方式的微妙改变。过去政府发出号召，社会一呼百应。现在争论发生了。国家再犯重大错误的几率小了，但同时社会的运行效率也在降低。中国正在这些变化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极端异见人士突破了社会变化和探索的合法系统，他们制造出破坏性，对他们的依法追究决非这个时代的意外。
西方对中国极端异见人士的支持看似越来越密，但这种事最出风头的高潮实际已经过去，它对西方渐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如今做这些事的西方组织更像搞商业公关，它们装腔作势，傍着中国崛起找噱头炒作自己。那些所谓的“人权奖”都是绞尽脑汁吸引公众关注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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