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在习近平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

　　1988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宁德是当时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为跑遍这里的乡村，他经常一连数日坐着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常常颠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有时腰疼得一时下不了车。在不通公路的偏远山区，他就踩着泥泞湿滑的危险山路步行进去，其中有个乡叫下党，他从早上7点半走到中午12点多才进到乡里，受到最为热情隆重的欢迎，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大的官”。他推动改造了几千村民世代居住的茅草房，为祖祖辈辈漂泊海上的船民在岸上修建了住房，使他们可以下海打渔、上岸居住，安居乐业。

　　在宁德时，他提出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四下基层”要求。到福州后，他建立了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走遍福州五区八县。他曾经带领福州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后来他又在浙江大力推行这项制度。他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准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2003年9月，他带着浙江省三级主要领导，到问题多、矛盾集中、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浦江县接待来访群众，并明确要求预先告示、广而告之。以浦江下访为序幕，浙江全面开展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全省各级普遍建立了领导下访的长效机制。

　　200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长广煤矿浙江矿区，乘罐笼下到近千米的井底，弯腰弓身沿着低矮狭窄的斜井走了1500多米，来到采矿点看望慰问在井下采煤的工人。

　　习近平很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同群众进行交流。他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栏上发表了232篇短论，以平等交流的语气，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浅显易懂地讲道理，很受欢迎。群众说这是“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习近平待人宽容厚道，但在涉及群众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又非常坚持原则。他常说，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时，针对干部存在的一些为难情绪，他严厉批评，拍案而起：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主政浙江时，他大力推进干部作风建设，一年时间里，有许多干部就因为不作为而受到处分。

　　习近平又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他不忘师恩，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他尊老爱幼，在正定时把县里第一辆小卧车让给老干部用，还特地设立了老干部病房和活动室；在福州时他长期资助家庭困难的孩子读书，直到他们走上工作岗位。

　　多年不变的深耕基层、踏实亲民的作风，使习近平在广大老百姓中赢得“平民书记”的赞誉。他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

　　“功成不必在我”

　　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示改革决心，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广大干部群众眼中，习近平是一位思想解放、眼界宽广、目光长远的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者。

　　在中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厦门工作时，他领导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厦门此后发展规划、实施计划及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他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主导协调解决了计划单列涉及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了许多有利条件。

　　习近平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在河北正定时，得知《红楼梦》电视剧组在寻找外景基地，习近平看到潜在的商机，主动上门洽谈，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门和县里投入大笔资金在正定建设拍摄基地“荣国府”，并修建荣国府旅游景区。荣国府在建成当年的旅游及门票收入就达1000多万元，不仅收回投资还有盈利。而此时，他已离开正定到了厦门。他创立的“正定旅游模式”让正定后来受益很多。在《红楼梦》拍完之后，又有17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高峰时每年有130多万人次参观游览。

　　他在1992年提议并主持制定的“福州3820工程”，分3年、8年、20年提出了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等。当年确定的主要目标早在几年前就已全部实现，洽谈引进和开工建设的一批特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中华映管、东南汽车、南方铝业等，带动和培育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产业群，为福州近20年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至今仍是福州的领军企业。

　　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在2001年率先开展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的专项工作，得到老百姓广泛称赞。

　　习近平在1999年率先提出要建设“数字福建”，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作出相关决定。他担任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十多年来，这张看不见的“网”逐步四通八达，覆盖了居民生产生活、公共行政服务、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到2010年，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全省医院就诊“一卡通”的省份。

　　2002年，他对武平县的林改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福建由此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来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习近平十分重视生态保护，提出要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让生态自然造福子孙后代。针对福建长汀水土流失严重问题，他于2002年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随后福建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建设试点省。经过10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长汀百万亩荒山重披绿衣，福建也成为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2002年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浙江工作后，经过大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2003年提出并组织实施“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重要举措”的“八八战略”，为浙江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他形象地提出“两只鸟”论，要求浙江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就是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腾出发展空间，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凤凰涅槃”，就是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

　　2004年，他在浙江推广武义县在村支部、村委会之外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村级权力的制衡机制，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基层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机制简单得很，就是能让我们看着村干部，不让他们乱来。”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他还提出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并形象地用“三老”经济来比喻，即：浙江经济是传下来的“老祖宗”经济，因为自古以来浙江就有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是逼出来的“老天爷”经济，因为老天爷给你的自然资源紧缺，就逼迫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走出去“闯世界”；是创出来的“老百姓”经济，因为浙江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同时又强调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主动接轨上海，与江苏等邻近省市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促进了整个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2007年，习近平主政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到上海后，他继续倡导力推长三角一体化。在谋划上海未来发展时，他提出，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必须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上海要当仁不让地做好长三角的“龙头”。

　　他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中，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八个字。上海媒体评论说，这不仅切中了上海舒筋活血之穴，为“上海城市精神”扩了容，更是一次上海向“外面的世界”深思熟虑、更高层次的姿态表达。许多外地的干部群众也纷纷感叹道，“上海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