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永煌集团所采取的手段，其实并不复杂，就像刚才记者罗列的，引诱、偷拍、捉奸，这中间可能有一点点技术含量，就是集体来商量用什么样的短信去回复官员，让他们一步一步地进入自己设计好的圈套。永煌集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究竟获得了什么呢？现在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从它所承受的工程来看，就有很多的猜测方向。比如他们原本是一个做服装的小公司，注册的资本只有一百万元，到后来，他们的固定资产达到10个亿，涉及工程包括了涉及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劳务承包工程等多个领域，包括了2010年北碚区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的项目，北碚一个路段的改造工程，市政的绿化工程，一些街道的改造项目等等，一看就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项目，而且都是政府发放的项目。也有人说他们看重的正是政府工程当中很高的，将近20%的利润，所以这才是永煌集团愿意去铤而走险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些官员们为什么拿自己的这样一个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去摆平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的小事的事情得以存在，我们还是要连线汪玉凯教授。汪教授，其实这个永煌集团，为了这些官员设计的所谓的桃色陷井，他们是看重了一点，就是在一些地方，一个人就可以对一件事，或者是一个地区的大事情说了算，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存在的现实？
汪玉凯：
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些问题，首先一个，我们政府的权利还是比较大的，政府很强势，权利比较大，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大规模地搞建设，我们很多的项目都是政府来主导的。政府主导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就要进行招标，所以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权力得不到有效的规范，那可能就给不法的投机分子的权钱交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抓出来这么多的财务腐败的分子，我知道从1978年到现在，光我们查职务犯罪，查出了420万人，光省部级高官腐败分子，查出了466人，这些人几乎都有权钱交易，谋取既得利益，甚至也有桃色新闻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当一个人的权力过大，可以主宰项目，主宰土地出让，可以获得巨额回馈的时候，权钱交易的问题就非常难以遏制。
第三点就是市场竞争环境，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市场上缺乏一个好的环境，这样给一些不法分子投机取巧，贿赂权力，获取资源、获取暴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所以我想这些充分反映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
也有人说一下子十个人落马，对一个行政系统来讲是一种伤害。您怎么看伤害这两个字？
汪玉凯：
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个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你想一个政府一下倒台了十个高官，这些高官都是政府局级官员，我前面讲过，一个人能到这样的级别上，是要经过多少年的奋斗、努力和追求才能够达到的，肯定他们做出过很多的业绩，做出很多努力的。当一个政府有这样一件事情，这么多官员一起倒下以后，这无疑对政府本身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政府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社会公众也是很大的震惊。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下台是咎由自取。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有这么多的官员，因为这样的问题，都垮台下马的话，我想它对政府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
我们也相信这些下马的官员，曾经也是有信念的，然而在欲念面前，信念似乎是不堪一击。为什么会这样，除了要在发生问题之后的惩治手段之外，之前的预防手段，制度的设计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看他山之石能否攻玉。
(播放短片)
解说：
“在国际社会努力争取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制订今后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议程之际，更加迫切需要解决腐败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2年12月9日。腐败，被潘基文定性与恐怖主义、气候变暖同等级别的全球性威胁。
“没有任何政府能对腐败免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如何应对腐败？中国的发展也许需要借鉴一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半个多世纪前，新加坡也曾经历过腐败四虐，而今天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却是闻名于世，新加坡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不久前，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也把观察重点放在了新加坡，连续多次刊发文章，介绍新加坡经验。周密的公务员管理体系，严格执行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廉政监督，建立独立的反腐败专门机构，通过廉政教育工作，努力塑造廉政文化氛围，这些都被认为是廉政建设的有效经验。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预防腐败法，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使得腐败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预防犯罪。另外，新加坡拥有着公务员的终身财产申报制度，新加坡《政府指导手册行为与纪律准则》规定，公务员出任公职时及之后每年，均需申报其本人在公开及未公开公司的股份、房地产(自住房屋除外)等方面的利益和投资情况。其配偶，依靠其抚养的家庭成员，以及那些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利益和投资情况，尤其是在未公开公司的投资情况，也需要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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