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微博爆料：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陆鸣竟然住2600平方米别墅！消息一出，网上掀起“巨浪”。然而，相关部门却始终保持低调，并未公开该住宅详情及土地审批手续。
经查，2600平方米并非别墅面积，而是200多平米的宅基地和4亩承包地的总和。村委承认，这处住宅确存建房面积超标等违规问题，并直言：这种现象在农村常见，村里不敢强拆。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官员习惯于运用“捂”“瞒”的应对策略，信息不公开使得不了解实情的民众更加愤怒，也招来更多猜疑。这往往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正如专家所言，“对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让老百姓信任你呢？”
纠风办简单解释
惹来众说纷纭
2月17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到阜康村实地采访。2月17日凌晨1时左右，上海市纠风办在其官方微博上发信息称：“经有关部门实地初步核实，其家庭在自家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主楼建筑面积为246.88平方米，辅助平房建筑面积为63.04平方米；目前，建在该房屋及承包地外围的围栏墙已经拆除。其他有关情况仍在继续核实中。”
但是，这几句简单的解释，却引来了更多猜测和责骂。网友“风之子”认为，上海市纠风办发布的数据信息与之前爆料的数字有太大出入，而且没有介绍更多内容，很难令人信服！
网友们纷纷发问：“这座房屋的所有人到底是谁？”“陆鸣怎么会有农村宅基地？”“宅基地相关手续是如何审批的？”
这样的结果让纠风办出乎意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原本只是想澄清一下房屋面积，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2月19日，记者赶到阜康村。在该村一条南北主干道两侧，一幢幢小别墅连排而立，其中村南头靠路边的一栋就是被爆料的“豪宅”。
这栋三层主楼外观以红色砖墙为主，大扇玻璃门窗装修考究，主楼门处修饰着木梯、扶手和古典风格的装饰灯。主楼一侧是一套辅房，院落四周种植了各类花草树木，只有被柏油地面包围的中间一小块土地种了一些青菜。
“以前，这个院落四周都是栅栏院墙，还修有大门，但自从有记者来采访，栅栏院墙和大门都被拆了。”村民王稼申说。
其实，在“豪宅”曝光之前，王稼申并不知道自己村里还住着一位上海市的正厅级干部。他说：“我们村基本上家家都盖着二层小楼，不过是有的装修好，有的装修差，之前光知道村头上这家房子盖得挺漂亮，还以为是哪个做生意的发了财。”
根据村民现场目测，这栋房屋加上院落、辅助平房等总共占地四亩左右。院落中有一棵碗口粗细的黄杨树，略懂树苗行情的村民称这棵树价值数万元。
“这家人前几天还在，但现在都躲出去了，家里没人。”王稼申说，这栋房屋确实是陆鸣家的，陆鸣的父亲以前在供销社工作，而2005年盖这栋房屋之前，这片土地还都是耕地。
宅基地确有批文
但存在违规建设
2月20日，在阜康村村委办公室里，一位郁姓工作人员称曾阅读过陆家住宅用地批文，他对记者说：“从批文上看，陆鸣家的房屋用地在审批当时并没有问题。”
当天，陆鸣的叔叔和妹妹也回到了位于村南头的住宅中。但是，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记者。在此之前，陆鸣的妹妹陆美曾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老家就在这往北50米，本来就是3户人家。这个房子要漏了、破了，1978年的时候造的，房子实在不像样，然后就想翻建。3户人家批复是60(平方米)、60(平方米)、36(平方米)，加起来是156平方米(占地面积)。”
然而，郁姓工作人员所称批文的内容，却与陆美所说不一样，他说：“陆家这栋房屋的宅基地是陆鸣的爷爷与母亲两个人的名，两人都是农村户口。”
根据崇明县规土局的初步调查了解，该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陆鸣老家)宅基地(占地面积)在120平方米以内。”
但是，村民赵益鑫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陆宅”是2005年开建，2008年左右建成。然而，陆鸣的爷爷在2001年就去世了。如果老宅不拆，老人子女可继续使用，但如果老宅拆迁，宅基地就该被收回，只剩下陆鸣母亲的宅基地。
根据2011年11月下发的《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中的第六条规定：“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但是，崇明县规划与土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房屋不能翻新和改建，只可以修。一旦房屋消失，就失去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中，第27条规定：4人户或者4人以下户的宅基地总面积控制在150平方米至180平方米以内。其中，建筑占地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以内。同时，村民户申请个人建房用地的人数，按照该户在本村或者村民小组内的常住户口进行计算。
按照村委工作人员的说法，只有陆鸣母亲可申请个人建房，而实际上宅基地面积已超出了该《办法》的规定。
那么，为何陆家的院落却达到了四亩地左右？郁姓工作人员解释说，陆鸣的爷爷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承包了3.4亩承包地，承包期为30年，不过老人在2001年就去世了。所以，还在承包期内的土地就由陆鸣的子女继续使用。
如陆美所说，陆家的老宅年久失修，陆家就向村里申请置换新的宅基地。郁姓工作人员说，村里新的宅基地规划点就只有村南头那块地，而那块土地之前是别人的承包地，陆家就得用自己的承包地跟别人置换，最后将承包地与宅基地置换到了一起。
不过，该工作人员也承认：承包地的性质就是耕地，不能用作其他用途。他直言说：“这种现象在农村很常见，很多人称围栅栏是为了防贼，村里也不敢拆，担心引起矛盾。”
政府“缄口不言”
是在损耗公信力
纵观“豪宅”事件前后，当地有关部门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官网资料，1958年出生的陆鸣历任上海市崇明县副县长、县政法委副书记，南汇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浦东新区区委委员、副区长等职务。
“因为涉及政府官员，所以‘豪宅’一事就更受公众关注，也因为涉及官员，很多部门第一反应都是‘捂’。”在采访中，阜康村村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网友“逗号”说：“官员豪宅到底多少平方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但问题的根本显然不在此。相对于面积，豪宅属性、合法性、合规性等因素更为重要。同时，更是对官员执政清正廉洁与否，权力行使正当与否，社会规则和公平是否被破坏的疑虑和追问。”
如今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的触角已伸入官员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关于官员的热点事件都是网民通过网络爆料引发。从2012年底以来，网民通过对个人住房信息的自由查询和公开，接连揪出了“房叔”、“房姐”、“房妹”等案子。然而，在这些事件中，人们注意到，每当有官员涉案，当地政府部门总以遮遮掩掩的姿态示人，这让公众更加不信任官员。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最为严重。不相信政府，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
“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尤为明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认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很大代价。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贵利也认为，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官员仍难以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不少地方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这常常使得谣言四起，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对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让老百姓信任你呢？”
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知情权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百姓之间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薄贵利说，一些人无奈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质疑政府行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这就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庞胡瑞认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表明，面对信任危机，主动应对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导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绸缪比应急救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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