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同市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区商圈整治办等多个部门约200名执法人员，对上下九步行街商圈开展第三阶段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整治行动中，荔湾区综合执法局的刘湘陵告诉记者，城管暂扣物品、处以罚款对乱摆乱卖的摊贩来说是最难接受的。
上下九卖牛杂日入五六千
“冲突的发生也是因为巨大的利益空间。”刘湘陵说，比方说，在上下九这样的商业旺地，我们曾经调查过，摆卖牛杂的小贩一天毛收入可能达到五六千元，而在荔枝湾涌这样的旅游景区，在旅游旺季摆卖牛杂一天的毛收入可能达到上万元，因此常常会有正规商户投诉乱摆乱卖的小商贩。
刘湘陵说，平时巡查一般是2名城管队员，他们对小贩们采取的是劝导教育的方式，很少暂扣他们的物品，在有公安人员配合或者人数较多的专项整治中，才会采取暂扣物品的方式执法。“像暂扣物品、罚款、劝导、教育这些执法方式都是有法可依的执法方式，城管队员在采用这些执法方式的时候都会告诉小贩，他们违反了广州市关于城市管理的哪一条规定。”
16年前，李姨与丈夫从老家来广州谋生，在天河一家住宅小区回收废品，一干就16年。“以前城管一来，我就得推着几十斤重的废品拔腿跑，跑慢一点都会被全部没收。”她说，大约2003年后，城管的执法方式有了很大改善。日常巡查，友善的城管队员会提醒她摆放整齐，别影响行人通行，甚至还寒暄几句“今天生意怎么样了”。
城管：难受也得自己默默忍着
“被商贩甚至市民谩骂的事常常发生，只能选择忽略它。所幸的是，已经有市民开始理解我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管队员向记者讲述了工作2年的心声。苏家权事件发生后，他的家人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担忧人身安全。“但未真正考虑离开，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做好它吧。”
2年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与大家不同的路。“同学聚会上交换工作情况，大家一听到我是城管都会感到很奇怪，有人直接问，‘为什么要做一份惹人厌的工作’，其实我没这么想，对我来说城管只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参加工作后，他才发现远没他想象的轻松——工作时间比白领长，工资收入比白领少，最痛苦的还是别人的不理解。
去年有一天，他与同事到街上说服商贩离开交通要道，被现场群众围起来谩骂，让他难受了许久。他表示，城管队员的执法方式一般都是口头劝阻，“劝一次不听就劝第二次，磨破嘴皮子也要让商贩离开，大部分商贩都听劝，但也有少部分听不进去的”。但因为明白小贩的谋生艰难和城管在街坊心中的形象，他在工作时都会非常克制，极少进行没收或罚款。但即使如此，被商贩甚至市民谩骂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当初选择这份工作已经预料到了。只能当听不见，难受也自己默默忍着，不会跟家人或领导透露半句。”
“虽然不认识苏家权，发生这样的事我很震惊，也很难受。”事件过后，人身安全成为他和家人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发生这个悲剧，原因只是我们穿着一身城管制服。我很希望人们理解，我们也只是想打好一份工、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
教授：包容影响不大的摆卖
在城管的执法方式中，劝导教育收效不强，暂扣物品、罚款却容易引起商贩反抗。对此，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何艳玲教授认为需要重新审视这三种执法方式，尤其慎用暂扣物品和罚款手段。
何教授表示，暂扣物品可以理解，但应该仅限于暂扣“违规”工具比如运送苹果的篓子，而不是没收了苹果等商品，这是公民的私有财产。“现在的矛盾在于，人们不认同暂扣和罚款这两种手段，这意味着城市治理规则的建立中，只有单方面作为，没有得到流动商贩和普通市民的共识。”而且，需要警惕执法过当的行为，连车带货的没收，无异于“以一种侵权行为去阻止另一种侵权行为”。
何教授还建议，城市管理者应对不影响公共秩序的摆卖行为给予一定的包容和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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