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老太租房爬8楼
嫌物价高回乡下养老
满头银发的杨婆婆已经86岁高龄，但身体状况不错，每天都要出门活动，但出门对她而言已经是件颇为费力的事情了。
多年以前，杨婆婆家住在康王路一带，后来因市政建设的需要拆迁，杨婆婆一家被分配到了黄石路一带居住。她目前住的房子仍是当年分配到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杨婆婆住在8楼，每天上下楼对她来说实在太难了。
“我现在的梦想还是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其实我现在住的房子仍然算是租的，并不是自己的。以前在单位当工人的时候有房子分，可我却从来没有轮到过，所以一直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杨婆婆退休已经整整30年了，现在每月能领2200元左右的养老金，她说这些钱能勉强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但一旦遇上病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跟杨婆婆一样，73岁的丘婆婆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她如今住在棠溪，同样租房住。当记者见到丘婆婆的时候，她正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整理刚刚拣到的木棉花。“木棉花是可以用来煲汤的。”她笑眯眯地说。
丘婆婆告诉记者，因为要养育几个孩子，所以她直到40多岁才外出工作，当上了一名环卫工人。“做环卫工人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要出门去扫马路，那个时候工资也不高，只有100多元，但物价也低，所以觉得比现在要过得好。”
由于参加工作晚，丘婆婆的工龄只有11年，她每月的养老金收入约为2200元，跟杨婆婆差不多。丘婆婆的生活态度很乐观，她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得去医院看病，“没钱的时候就吃差点，有钱的时候就吃好点”。
丘婆婆的丈夫曾是一名建筑工人，目前每月的养老金约为2000元，他嫌广州的物价水平高，就返回开平乡下的老家去生活了。“那边的物价要比这边低很多，2000多元在那边还是很经花的。”丘婆婆说。
一直让丘婆婆放心不下的，是几个子女。她的三个孩子中，如今只有小儿子结了婚，大儿子和女儿都已经40多岁了，却仍旧单身，都跟她住在一起。“没有钱，没有车，又没有房，哪里敢去谈恋爱？”她这样认为。
丘婆婆说，三个子女平时或多或少都会给她点生活费，但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并不高，每个月只能给四五百元。她倒也无所谓，感觉很满意，如果孩子们经济上出现困难，她还会给点帮助。
改革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
必须配套职业年金改革
访谈嘉宾：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主编郑秉文
记者：您曾经提出，破除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事业单位改革要以职业年金为补充，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一起改革。您提出这一改革思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郑秉文：2008年2月启动的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工作流产，原因是多方面的。事业单位只要一改革，其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就要与现有的社保水平持平，但现有的社保收入水平比事业单位原先的收入低了一半。
他们认为自己这辈子没发过财，工资并不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多少，跟很多垄断国企比差很多；如果退休的时候突然只能拿到跟目前相比低一半的退休金，自然会有极大的抵触情绪。这是导致2008年改革流产的重要原因。
记者：该怎么解决？
郑秉文：我认为，事业单位人员应该加入现有的社保制度，收入减少的那一半通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来补充，从而打消他们对养老金下降一半的疑虑，让大家吃颗定心丸。而且这样一来，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本身与全社会是平等的，不会因为搞特殊而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2008年的改革方案只说“要建立职业年金”，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具体的方案来补足下降的那一半，最终导致失败。所以，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要跟年金制度改革一起设计，要确保大家有稳定的预期。
记者：减少的那一半能够补足吗？
郑秉文：能不能补足，关键在于制度设计，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并非对事业单位的单独支持，对全社会都应如此)，年金改革需要继续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改革后降掉的那部分补回来。
记者：企业职工退休后可以通过年金补充到跟事业单位员工一样的收入水平吗？
郑秉文：对。事业单位改革，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制度的改革。我们的职业年金已经建立20多年了，2004年启动制度改革，但改革进度太慢了，这其中有制度设计复杂的原因，也有年金税收优惠力度太小的原因。应当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学界、企业呼吁了很多年，可一直没看到这方面的改革，这与有关部门的认识有关——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年金的税收优惠比例，眼下的税收就会受影响，这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问题。长期来看，国家、财政收入和老百姓都是受益的，短期来看国家财政是受影响的。
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要改革，只有这个办法，其他都不可行。有人说再为事业单位单独建立一个养老金制度，我觉得不可行——正因为现有制度搞特殊才挨骂，再建立个特殊制度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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