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如今，打开很多县级政府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键词：撤县改市。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的县已达上百个，有媒体最新统计的数字是：至少138个。居住在这些县城中大多数人都在做着“市民梦”。这股热潮就像一口“不断升温的高压锅”，汹涌而来。
然而实际上，这口“压力锅”压抑已久。自从国务院1997年叫停撤县设市政策以来，16年间，幸运实现“县改市”的地方屈指可数。但是，近来的一系列政策信号似乎让县级政府们再次看到了希望：城镇化大潮中，政策闸门是否会再度开启？各地县如此迫不及待“改头换面”究竟又为哪般？
1997年，考虑到许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造成的“假性城市化”、占用耕地、权力寻租等问题，国务院作出了“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此后，撤县设市进入了严格管控阶段。
但是，今年一月，民政部却一次性批准两个县改市名单，吉林扶余和云南弥勒“美梦成真”，人们纷纷猜测，政策解禁已经大幕开启。
在今年2月27日扶余举行的揭牌仪式上，扶余市委书记王浩这样概括撤县设市的意义。
王浩：对扩大扶余对外影响力，统筹推进扶余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区域中等城市建设步伐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别小看了“县”到“市”的一字之差，无论是上级政府给予的经济发展角色定位、还是转移支付、专项扶持资金、包括招商引资形象，都千差万别。
扶余市常务副市长刘树林：农业是扶余的支柱产业，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现代工业。
据媒体报道，在一同完成角色转换的云南弥勒市，招商局里已经早早有了春天的气息。考虑到可以预见的城区人口增长，“一些轻级能源项目开始进驻，一些金融机构以及中介机构也相继找了过来。”而在财政方面，上升的上级返还比例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可能为弥勒带来一年一千多万的收入增长。
不过，设市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比如：“建设用地指标明显不足，如何分配？”十六年前政策被叫停，就与城市扩张造成的占用耕地情况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行政法专家王锡锌：当时关闸的一些理由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应当特别注意借城市化之名，谋求局部短期利益之实的情形。因为如果从目前的制度安排来看，“县改市”一方面可以使得地方获得“名”、有更多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利”的考虑，资金的安排、城市的建设、地方人员的编制、甚至官员的待遇等等。所以，如果任由地方冲动蔓延，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从严格的行政区划来看，目前一个县的城镇化只有撤县设市、撤县设区两种途径。区别于县级政府更热衷的撤县设市，市级政府更加热衷于撤县设区，以此掌握更多的财力、物力。其中差异，也折射出撤县设市和设区的原始冲动成因。
那么，除了对于一时一地的好处，这样的区划调整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到底是利是弊？如果闸门如预期一般开启，闸口应该放多高？过闸需要有什么料呢？
扶余和弥勒的成功，毕竟只是个案，是不是政策开闸的信号，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但是，各方消息显示，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有望于近期亮相。这让分析人士更为确定，降低城镇化门槛、重启“县改市”闸门等市镇体制改革将成为这一规划的应有之义。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去年我国城镇化率到了52.6%，很多县的人口、产业支撑已经有一定的规模。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才658个城市，这个规模和我们13亿人口还是不匹配的。所以，现阶段我们国家的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由此看来，县级政府的升级冲动，的确也有缓解大城市病、推进城镇化的全局效应。
那么，怎么让这种效应更加积极？提及城镇化，“顶层设计”是最热门的语汇，在这里同样适用。北京大学行政法专家王锡锌表示，这个顶层设计，既要防止一哄而上，又要避免一刀切。
王锡锌：大家都想改，我们在顶层就不能是谁的关系跑的厉害就改了。而是用一些硬性的标准考虑新型城镇化的最基本指标。但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应该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留出一些余地，通过一些市发挥经济的带动功能。
那么，标准应该如何制定？有人认为，撤县设市的国家标准早已过时，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区人口、基础设施中的很多指标今天看来已经太低。易鹏表示，新的标准需要考虑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易鹏：“撤县设市”可能会增加行政成本，可能会投资大跃进或者“人为造新城”。要设立一定的标准，走集约紧凑型的城市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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