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本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以简政放权释放就业创业创新活力，稳增长、促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扩大就业。
据统计，今年是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有人称之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在这种特殊就业环境下，总理的讲话有的放矢、切中要害，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新华网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什么造就“史上最难就业季”？
新华网记者：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今年全国将有699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19万人，这也是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一份针对2013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同比下降9%；本科毕业生为35%，同比下降12%；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同比下降13%。
就业不是个新问题，每年大家都会关注。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就业难的核心，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晖：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高校扩招加速，使2013年成为自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
其次，我国中小微企业太少、注册登记门槛高、审批时间长、贷款比较难，造成就业容量不大；
再次，一方面人才供求信息不对称，造成职位浪费，另一方面，专门人才素质未达标，造成有些岗位难得其人，还有的专门人才与生产不顾需求，带来供给过剩。比如大学专业调整4年一个周期，而社会人才需求变化远高于这个速度。结果导致招生时是热门专业就业时变成了冷门；
最后，社会保障未建立，人才新陈代谢速度慢。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我想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体制上的原因，最明显的是能够容纳最多人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在法律和政策、资源和机会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员工应得权益得不到保障和满足，与国家机关、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待遇相差悬殊，对大学毕业生和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缺乏吸引力，于是“千军万马考公务员”。
另一方面，上述客观上的原因转化为一种主观评价和心理，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就业选择，对于自主创业避之犹恐不及，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反过来又加强了体制的固化和僵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俊臣：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创业难的的直接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垄断了绝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基本上已不具有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功能，而大学生们仍想往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里“挤”；二是大学生在学校里基本没有学到自己创办中小微企业的本领。
资质资格认定多背后是利益冲动
新华网记者：李克强强调，就业创业难，也与政府部门的资质资格要求多、认定多、考试多、证书多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人才的创业创新蕴藏着新的人口红利，而过多和费时过长的行政审批恰恰制约了我们这一最大优势的发挥。要通过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继续清理不必要的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注意发挥和落实行业协会的作用与责任，在不降低资质资格水平的前提下，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就业创业的公平环境，调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人才的创业创新蕴藏着新的人口红利”，这一红利该如何释放？放与管该如何协调，怎样对不必要的资格资质给予废除？
赵俊臣：所谓简政放权，实质是将政府机构一个主体的决策权、行动权，交给了千百万干部和人民群众，由千百万干部和人民群众自行做出决策和自主行动，让市场活力随之大增。这就是计划经济无一不短缺、市场经济无一不“物资源泉极大涌流”的根本原因。
李克强总理讲到“目前国务院部门许可的个人资格有110项，各级政府部门颁发的资质资格证书有229种，名目繁多的资质资格认定，事实上抬高了就业门槛，一纸证书漫长的认定过程更是挡住了不少人的就业创业之路”。一方面，政府部门热衷于个人资质资格证书有其合理性，是从提高劳动者素质着想。但另一方面，我认为造成各级政府部门热衷于个人资质资格证书，还有其深刻的动因，每项资质资格证书都必须考试，有可能涉及潜在的利益收入。
就这个意义上看，简政放权、取消资质资格证书认定，不但有利于大学生就业创业，而且有利于减少和消除腐败。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胡颖廉：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优化人力资源供给模式”的问题，事实证明，不是用政府的考试和发证来证明人力资源的质量，而是由市场机制和社会自身来选择和判断，才是最优化的做法，简政放权就是从政府层面来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的尝试。
王晖：在简政放权后，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另外，中国经济会摆脱严重依赖一些行业，对扩大就业和创业大有好处。
从新的人口红利角度来讲，创业，一方面是给自己也是别人制造饭碗，另一方面，也使广大没有家庭背景的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创业公平环境。减少交易成本和公共服务成本，会使更多的人花最少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办较多的事情。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关于放与管，总理的讲话很清楚，该管的管，该放的放，并不是所有的资格资质都要废除。对于该管的，一定要管得住管得严，涉及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比如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的资格资质还是相当需要的。这样就要求政府一定要管得住，在该放的、能够由市场本身可以发挥功能的行业，资格一定要放，这样放开对于我国的发展无疑是增添了新的动力。
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关键在冲破现有经济和利益格局的阻挠
新华网记者：在讲话中，李克强说，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企业同比下降6.7%，而有些地方率先试行工商登记改革，取消前置审批，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幅高达40-50%，其中多数为中小微企业。这两次已取消和下放的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很多都是有利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下一步还要加快企业工商登记等制度改革，为人民群众增加更广的就业门路和更多就业机会，激发社会的创造力。
总理所说的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简政放权对解决就业问题起到怎样的作用？
张车伟：这个现象显现出，目前企业审批手续简化，既方便企业又能够更多吸纳就业人口。创造就业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放活了、限制少了、准入门槛低了，就业无疑就更容易了。企业的增多一方面是就业总量的扩大，资格资质限制的减少意味着适合就业的人数增加了，企业可挑选的分母增大了，可挑选就业的人才更多了。所以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对于促进就业是非常好的。
我国现在出现的就业难，和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并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即使现在经济已减缓，对于全世界而言，中国的增长率仍然非常高。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有就业难？就像总理所说的，现在中小企业的发育不是很好，资格管制太多，各个行业的准入规则特别多，所以限制了很多人的就业。
胡颖廉：我想从从组织行为理论上进行分析，一个人要同时具备“想就业”、“值得就业”和“能就业”三个要素后，才能成功就业或创业。然而，当前我国各领域还存在阻碍就业创业的因素，比如市场不正当竞争和不公平交易行为较多，就业和创业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值得做；再比如在创业领域，市场准入门槛偏高，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过多，不能做。因此，简政放权，“多管宏观、少管微观”的理念，实际上是在为就业创业者提供稳定的未来预期，激励其投资创业。具体而言就是“一增一减”，一是做好市场监管，二是减少行政审批。
王江松：总理的分析是客观的，中小微企业已经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但是，由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对这些企业的挤压，由于对这些企业过度的行政控制以及一些贪腐干部“敲骨吸髓”，这些年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一些企业主收摊后投资移民，很多企业把沉重的代价转移给劳动者和自然环境，疯狂地捞一把后就“跑路”，这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简政放权、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无论对于我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对于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就业增长，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冲破现有经济和利益格局的阻挠，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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