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障改善民生、推动发展转型，国家转移支付力度空前加大，一些地方政府盯上了每年逾万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原本盛行于投资审批领域的“跑部钱进”扩展到部分转移支付领域。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代理事项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转移支付项目，地方各级政府需要按中央的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又被地方官员俗称专项补助，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也被简称为跑专项或跑补助。
四处求人，打通关节，暗箱操作，投桃报李……某些上级政府部门对专项资金的立项审批及分配发放如同橡皮筋，根据基层公关力度的大小，伸缩自如，倾斜随意。半月谈记者专题调研中，一些长期跑专项补助的基层干部打开心扉，爆料此间潜规则，自述他们游走其中的得失甘苦。
僧多粥少，跑专项要“有磨劲、有缠劲，有韧劲”
跑专项，跑补助，如何跑？曾做过8年预算科长的西南某市财政局副局长向记者透露其中玄机。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尤其需要“跑部钱进”。目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年年都有2万亿元左右，共有20多个大项，200多个小项。“大家都在争，对相关部门而言，给谁不是给？听话了，跑到位了，多给点；不听话不跑，就少给点。”
当前，不少地方官员奔走于上级各个主管部门之间，因为很大一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权力都掌握在各部门手中。而且，“省跑中央，市跑省，县跑市，有的县有能耐，直接跑中央部委”。
河北某贫困县的县长对半月谈记者说：“如今中央和省专项扶贫资金很多，但僧多粥少，有的补贴项目给谁都一样，不公关肯定不会给你，这是潜规则。”他坦言，部分专项资金的拨付具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因此他每年定期到省市甚至部委的要害部门请客送礼搞公关。
江西一位长期跑专项补贴的县级领导总结，跑专项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完成。一个是正常渠道层层报送。他说，这基本看运气，不跑不动，八成没有结果。二是靠私人关系。过去共事的上下级同事、所在地走出去的领导干部、战友等都是有效的渠道。
“比起招商引资，跑专项转移资金来得干脆，没有风险，何乐而不跑？”河北省某贫困县一位副县长说，他们县里每年利用老乡会、同学会等机会，结识国家部委、省直厅局等要害部门的司(厅)长、处长们，并汇编成花名册。财政上专门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维系与这些实权派的关系。
广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前两年，该镇镇长为了争取一个小水利项目，向县里申请资金1.5万元工作经费，去一趟财政厅农业处，因为没有熟人，让县领导先跟厅里熟人打招呼，并由县财政局领导陪同前往，这才递交上项目申请书。几个人住宿费，加上进贡烟酒、特产，1.5万元根本就不够用。由于没有后续经费继续跑，最后项目没有落实。该镇长总结道：跑项目没有本钱不行，上面没有熟人不行，关系不铁不行，时机不对不行。
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专项补助，甘肃省的一些县曾提出，要调动部门“工作”积极性，领导要亲自带头争取，要舍得花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到放下架子，有磨劲、有缠劲、有韧劲。
违反“八项规定”，摊大行政成本
据退居二线的某省财政厅长回忆，几年前，他到某个部委跑项目，先让手下到部委某处长办公室附近“蹲守”，等到第二天，这个处长终于出现，手下便扛着一大箱子南方柑橘到处长办公室。当时这个省发生了几起大的贪腐案件，一些部委同志听说这个省来的人，都不敢开门。
他说，一个地方实权部门一年往上级送的香蕉、芒果等有几千箱，一次性送500多箱。每到芒果、香蕉、荔枝等成熟的季节，总有大量的水果坐上飞机、火车进京城。
为了跑关系，一些地方政府笼络主管干部的家人，提供优质服务，吃喝玩乐一条龙。太行山区某县一位林业局长说，他们县林业局管着一个森林公园，本来可以盈利的，可是经常用来接待大量能用得着的人，基本上年年倒贴。不光领导来，七大姑八大姨，能沾点边的都来，一住就是七八天。“不过钱花了，人熟了，能争取到补贴资金也值了。”
广西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当他还是镇长时，曾经到自治区某厅局跑重点镇市政设施维修的项目，第一年跑两次。头一次是项目分配的时间过了，分不到项目；第二次是申请项目的当天也有另一个县来争取，并且是县委书记和副县长带队，晚宴安排在同一家酒店。两边都争取同一个项目，他一个镇长自然敌不过县委书记，第二次还是不成功。
但他不服气，第二年开春，他通过内线得到信息，赶在项目分配之前两次到厅里打点机关处室，最终争取到了两个15万元的项目。每次出去，几乎把当月镇政府的公务费开支压缩了一半，才有1万元到2万元经费出门。在自治区首府，只能请一桌几千元的普通晚宴。看起来寒酸，但是拿一两万元，换来10多万元，也算赚了。
有人士透露，一些地方政府跑专项的成本开支，甚至能占到专项资金的30%～40%。
游走灰色地带，花样竞相翻新
广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级领导对半月谈记者说：“过去送钱、送卡，但现在有些人觉得有风险，怎么办？他把这个专项给你，会安排一个他熟悉的设计院，到你那里去象征性地弄弄设计，或者搞搞调研，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地将原本不敢要的红包，变成了设计费、调研费。有的甚至直接介绍自己熟悉的公司去做这个项目。”
浙江一位知情者透露，近年来一些地方流行所谓的雅贿，送石头、送字画。一幅名人字画动辄百万，为了规避纪检部门检查，一般对名人字画不装裱，这样就构不成行贿。个别地方为了能够准确地掌握相关领导的行踪，甚至开始给相关领导家庭免费提供保姆，把这些实权派干部的家务活全包了。
河北某贫困县县长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自己跑补助的亲历。有一年，他争取一笔项目资金，但主管处长“严肃认真”，他便托人打听了解处长媳妇的喜好，以及孩子在哪个学校念书，并派熟人和秘书专门“做工作”。当得知处长媳妇喜欢某一品牌的高档包后，他一下子买了五个不同颜色的送去。他还委托一位在中学教课的老乡给处长孩子专门“照顾”，购买各类学习资料，并有意让孩子将信息透露给他父亲。
如果说停留在灰色地带的暗中交易“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赤裸裸的受贿行贿则表明部分专项补助资金成为腐败分子进行权力寻租的“唐僧肉”。
家中两枚废弃的炮弹壳装满了收受的100余万元赃款，而受贿资金主要来源是利用自己掌握湖南农村公路建设、交通扶贫等与专项转移资金直接捆绑的项目计划安排权力。湖南省检察部门最近披露了原湖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省交通运输厅计划统计处副处长陈京元受贿案的案情。因为掌握审批大权，陈家的新房装修，都有一批趋之若鹜的乡镇党委书记主动替他操心。
像陈京元这样利用手中审批权力寻租的人，并非个别。部分专项转移资金从国家部委到省、市、县、乡乃至村，面临层层截留、雁过拔毛的风险。
压力山大，“跑部”实属无奈
一些基层县乡领导反映，地方之所以要争跑上级专项补助，主要是基于发展压力、政绩压力。
江西一位县级领导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跑到了专项转移支付就意味着当地经济发展有了资金，有了增长点，也有了政绩。“要搞经济建设就得往省里跑要资金。你不跑，别的县跑到了手，那我这个县发展会落后。”
广西财政厅一位负责人表示，许多地方宁可跑一个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不愿引一个企业。道理很简单，对市级财政而言，引来一个百万元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意味着实打实有百万元可用，而费很大力气，引来某个企业，按年纳税百万元计，留给市级财政的税收，有30万就不错了。在当前这种考核体制和政绩观作用下，跑专项比拉一个项目更容易，来得更快。
浙江某县一位财政局副局长透露，该县主要领导不仅要求财政部门去跑，而且要求其他各部门都要往上级部门跑，像招商引资一样，列入政绩考核。当地一名涉农部门的副局长因近年争取到6000多万元专项补助，被提拔到一个实权部门任正职。
革命老区广西百色市一位基层干部说，一个部门争取到的资金越多就越受到赞扬，受到重用；如果比别的县少，就面临调整，位置就不稳。他告诉记者，一个管农村低保工作的民政局长，因为严格把关，一年之内本县低保人数锐减了50%，指标少了，国家财政补助资金少了，这引起了主管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不满，局长岗位不久就换人了。
也有一些地方跑专项，是出于生存压力。这些地方的财政基本属于“讨饭财政”，如果不去上面跑要专项补助，一些县市财政就会“揭不开锅”。江西某农业大县财政局副局长告诉记者，以自己所在县为例分析：2012年这个农业县财税收入为15.02亿元，实际可用财力为11.56亿元，而同期县财政支出为19.16亿元，7亿多元缺口要完全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来平衡预算。现在中央严禁地方出现财政赤字，而县里要保吃饭、保运转，压力越来越大，因而向上面要资金跑项目更为频繁。
这位县财政局副局长说，他们每年都往省里和中央部门跑，一旦出变故，财政预算平衡就麻烦了。这意味着农口不少部门经费要泡汤，一些事业单位人员收入要缩水。
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巨大好处，一些地方出现了争戴贫困帽子的现象。有的原本属于“吃饭财政”的贫困县，近年随着转移支付资金的注入，经济快速发展，但总以各种理由“拒绝摘帽”。浙江一名不愿“摘帽”的县领导说：“如果县里失去上级各种专项转移支付待遇，每年县里就要减少2亿多元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所以，还得年年跑，月月跑。”
河北一位市领导对记者感叹：“自己原来是不屑于‘跑部钱进’的，还为此批评过一些县乡干部。可是上面专项资金给谁都行，你不跑不送，就得不到更大支持，这种大环境还得适应，除非从中央建立机制将这种风气遏制住，使潜规则失去市场。”
专项补助乱象凸显转移支付软肋
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实施以来，对确保困难地区政府正常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遏制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扩大趋势和国家重大政策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各地跑专项的那些人、那些事也凸显出此中乱象，折射出转移支付制度的某些软肋和弊端，亟待治理。
软肋一：专项比重偏大，名目繁多
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形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严格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由于测算计算过程运用因素法公式，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比较明显。但其在转移支付总规模中比例偏低。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不断扩大，其中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显著提高，2008年首次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此后2009年、2010年比重居高不下。专项转移支付决算在2010年达到14112亿元，是1994年361亿元的39倍，年均增长25.7%。而201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为13236亿元，仅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0.9%，低于专项转移支付比重(43.7%)。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负责人曾调研指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突出体现在结构不够合理，尤其是出现专项转移支付增长高于一般转移支付增长的不合理情况。2009年与2006年相比，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提高了6.1个百分点。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仅量大、比重大，而且名目繁多。2011年，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有287项，种类繁多，范围几乎涉及所有原本应属于地方政府事权的项目，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预算支出科目。部分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交叉重复，部门多头管理。
中央领导研究一个省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时了解到，仅中央部门到省的涉农资金就有约100个专项。
软肋二：资金分配欠规范，随意性强，诱发寻租
相对而言，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具有均衡作用，且分配上有一套明确的计算公式和方法，所以属于阳光资金。而一部分专项转移支付即便是配合政策，也显得随意性强。全国政协委员丁时勇认为，专项转移支付分配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容易产生“跑部钱进”、暗箱操作等管理黑洞。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广西财政厅最近完成一个课题《完善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研究》。该课题分析认为，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时没有按照因素法和公式来计算拨款额和配套率，而是凭一定主观因素或地方配套资金的高低来确定补助与否和拨款额，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有些地方为了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得不花费人力物力进行“讨价还价”。
湖南财政厅课题组调研同样指出，由于资金分配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财政资金甚至出现部门化、利益化现象。目前多数专项转移支付在分配管理上是一个项目一个办法，不少缺乏规范性、透明性和公正性。
近年来，专项转移支付涉及基础设施、农林水、国土气象、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保等多个领域。有基层干部开玩笑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几乎就像是各个部委绑在渔竿上的“诱饵”，钓地方政府上钩，地方政府只能各显神通，积极上钩。
专项转移支付是很特殊的资金，背后主要体现的是部门履行职责的手段，同时也是部门权力的体现、部门利益的载体。这个特殊性恰恰给某些人通过特殊手段进行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在中央有些部委、地方有些厅局，一个处长手握上亿元的资金审批权。一些有途径、有人脉接近部委的地方政府，正好可以由此找到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结合点”。
湖南一位县长曾向记者诉苦，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他这个县长如果不确定明年上级给该县多少，也就不好安排明年的工作，为此困扰不已。因为资金拨付缺乏公开、透明，他这个县长只能瞎跑省里，跑北京。各地驻京办几乎等同于各地驻京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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