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来源：深圳特区报
相信很多人，谈起香港文学，头脑中还是固化一个概念，那就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或者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包括去年香港书展评出的年度作家也斯，内地的媒体都觉得陌生。那么，香港文学，尤其是近些年，香港、内地交流沟通大大方便、密切之后，它的特质在哪里，变化在哪里？作家在香港这个城市的写作与表达，状态如何？
记者专访了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著名作家葛亮。作为写作者兼研究者，他对香港文学的观察更直观，也更立体。
香港文学强调语言的方言化
“我们对香港文学大概还是存在成见，倾向将之定义为一种地域文学。比方说，似乎只有谈及‘九七’，谈及文化身份认同，李碧华小说《胭脂扣》等作品的文学意义才得以凸显。”谈到香港文学的特质，葛亮说，香港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包括强调题材的“在地化”和语言的风格化与方言化 ；同时，他们的作品中有些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存在，大概不能用“伤城”与“我城”等语境性词汇概括其全部价值，“香港作家西西的批判力与黄碧云的锋利，不见得只放在香港才成立。后工业化时代带来的种种都市症候乃至异变，在当下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
同时，葛亮并不否认香港是个更重地域性的地方：“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中西交汇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关乎它作为城市的独立性。‘中环价值’固然是一个层面，但是，‘老香港’的部分，特别是殖民文化的历史遗留也让香港人念念不忘。”葛亮说，香港近年来有个非常热的概念，叫做“集体回忆”(collective memory) ，一个皇后码头的拆迁，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就文字而言，也是如此。随意一份香港报纸，都是和现代白话文相去甚远的 “粤方言书写体”。但对香港本地人，是非常亲切的。文学的呈现，就是地方甚至身份认同感的直接体现。
在香港坚持写作，需要勇气
香港的文学从业者生存状况如何？葛亮说，在言说空间上，在香港也许更自由。但从个人生存的角度，在香港坚持写作，需要勇气，因为有时间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但的确有相当一批人致力于此，“在这个环境里写作，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没有什么包袱，写作更多是一种表达上的需要。这就使我的写作行为变得相对简单。”
葛亮结合自己最近完成的一本以香港做题材的小说为例，进一步谈道：“这本新书叫《浣熊》，这个暑期同时在内地与港台出版，与读者见面。《浣熊》更为关注香港本土民间社会的现实。为此在撰写过程中，作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和访谈，应该说是一本落在实处的小说。”如在书中所写：“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然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当然也有许多的和暖﹐隐约其间﹐等待你去触摸。任凭中环﹑尖沙咀如何‘忽然’﹐这里还是渐行渐远的悠长天光。山下德辅道上电车盘桓﹐仍然也听得见一些市声。”
港台文学进入内地丰富了当代文学
近年来，随着香港和内地交流、沟通日益密切、便利，越来越多的香港作家在内地出版作品、参加活动，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更开阔的时空。“这两年的港台文学出版状况，大概一方面表现了华语文学界日益开放的大气候。这不仅指意识形态层面的，而更多是一种文化视野的表达。很多资深港台作家的作品得以在内地出版，实际将中国当代文学轨迹中相对模糊的部分、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是支流的部分明晰化了。如果将当代文学谱系比喻成一棵family tree，无疑港台文学近年规模化的出版，令这棵树更为枝繁叶茂。”葛亮说。(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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