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该不该入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因检方未对其“性贿赂”情节提出指控，再度引发舆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事实上，自1996年修订《刑法》起，“性贿赂”该不该入刑的争议，至少持续了17年。(6月22日《新京报》)
“性贿赂入刑”的争议持续17年，凸显“性贿赂入刑”的难度之大。然而笔者认为，态度决定一切，“性贿赂入刑”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不是“社会接受能力”和“现实可操作性”的问题。
如果“性贿赂”入刑，“性贿赂”就有可能受到处罚，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如果“性贿赂”不入刑，“性贿赂”就永远不可能受到处罚，因为我国遵循的是“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性贿赂”不入刑，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性贿赂”的支持、纵容和怂恿。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都为我国提供了“性贿赂入刑”的参考文本。尽管欧洲一些实行“性贿赂入刑”的国家，对“性贿赂”定罪量刑的案件很少，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性贿赂”的嚣张气焰。
“性贿赂入刑”，纵然存在取证难、证据不确定因素很大等问题，但是，“取证难”不等于“不取证”，“证据不确定因素大”不等于“证据完全不确定”。在我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中，要查清这个“事实”，不也很难吗？但不能因为难就“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性贿赂”早已不是道德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十个贪官九个色，这绝对不是胡言乱语，据今年1月9日《检察日报》报道，据统计，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这样的“贪官+色官”不受到“性贿赂”的惩处，怎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
“性贿赂入刑”并不难，关键是个态度问题。“性贿赂入刑”后肯定会出现司法实务层面的很多问题，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国家进行改革，比触动灵魂还难，难道国家就不进行改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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