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者和媒体将TPP和TTIP的组合称为“新西方联合”和“经济北约”的2013年，全球经济格局已经进入全新而矛盾日益尖锐的又一个大整合时代
文/王在邦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与温和复苏新阶段，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正引发诸多新情况、新矛盾与新问题，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既孕育着巨大发展机遇，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
新趋势催生经济格局变革
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日渐成型。
经历冷战后近20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展，长期由发达经济支配和影响的世界经济进程发生历史性变化。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居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后，资本逐利的本性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新兴经济体趁势迅速崛起，促使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垂直非对称经济格局向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演变。
在这个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中，有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与其他广大发展中经济的划分，有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以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群体，有德国、日本、中国和韩国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群体，也有美俄澳加及沙特、伊朗等能源资源富集国群体。
在这个多元梯度非对称格局中，发达国家因其经历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一方面，拥有突出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金融优势和成熟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端服务；另一方面，也累积了较多的社会与财政负担，劳动成本普遍高企，发展空间狭小，就业压力居高不下，财政政策余地有限。
相比之下，多数的新兴经济科技和金融积累薄弱，产业水平处中下端，但劳动成本低廉，发展空间很大，财政负担较小，经济充满活力。2012年，新兴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比重达51%，首次超过发达经济。
世界科技创新格局多极化态势日益清晰。
受上述多元梯度非对称格局诸因素相互影响，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因经济持续增长，财政状况较为宽松，研发与创新投入比重也逐步攀升，已经成为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改变长期由美、日、欧占主导的世界科技创新格局。
多数发达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研发投入增量受限，美国的全球科技领先地位受到侵蚀，欧盟勉强维持相对竞争优势，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和贸易优势渐失。从存量看，美、欧、日等基础雄厚，在重点科技领域仍然拥有明显优势地位；从增量看，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加快，研发也在加速转移。
受之影响，发达经济渐呈徘徊停滞局面，中、韩、俄、印等新兴经济体增势喜人，潜力巨大，迟早也将改变存量落后的局面。
全球产业结构呈现从高到低的缓降态势。
与科技创新多极化相适应，发达国家主要贡献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贡献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新兴经济体兼有相对低的成本和相对高的科技水平，处在全球产业链中端，对上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拉动能源资源富集国的经济，对下转移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全球经济增长格局逐渐呈现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美国和欧日依次降低的三速增长态势，形成美与新兴经济双轮驱动增长模式。
2013年4月和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最新预测，今明两年新兴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将分别增长5.3%和5.7%，美国分别增长1.75%和2.75%，欧元区分别增长-0.5%和1%，日本分别增长2%和1.25%。同时，随着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较高速发展，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其消费潜力逐步得到释放，将深刻地改变全球贸易和消费格局，凭借日益增长的贡献率真正成为左右世界发展的力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立并存的格局日趋固化。
经过近500年的发展，作为世界财富的具体体现，全球资产规模逐步膨胀，且日益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程度。传统上依附于实体经济运行的金融业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据德意志银行最新统计预测，2012年全球金融资产多达209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291%，构成一个浩瀚的金融海洋。
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如此大的金融资产势必引发金融衍生品持续蔓延膨胀，完全绑架了实体经济。跨国资本流动时常扰动和冲击实体经济。由于全球财富多数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全球经济体系中就形成一个巨大的“食利国集团”，少数乃至个别国家便可凭借拥有或可支配的巨大金融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攻城略地。据统计，2013年，全球对冲基金高达2.5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遭遇如此大规模金融资产的冲击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经济核心利益争夺浮出水面
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派生诸多复杂矛盾，择其要者，有以下几方面：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矛盾。
这类矛盾涉及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变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前者盘踞世界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长达几百年，后者则是近代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新兴经济群体性迅速崛起大大超出发达经济的心理承受力。双方矛盾将集中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纠纷、产品服务贸易竞争、区域经济事务主导权及国际经济体制机制内的权力再分配角逐。美国在亚太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欧间推出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反映出美欧急欲拼凑排他性区域经济集团，增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
实体经济群体与虚拟经济群体的矛盾。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构成实体经济存在与运行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过程中，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资金流动始终是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吸引外资多寡被视为衡量一国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但是，就像刚刚过去不久的金融危机表明的那样，以金融系统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纯粹玩弄以钱生钱的游戏，难免导致过度杠杆化，加剧金融泡沫膨胀以至破裂的风险，无情地绑架实体经济，使世界经济从系统性流动过剩突然转变为流动性短缺。由于存在“食利国家群体”和“创业国家群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难免表现为国家间矛盾，如美英与中德日等国家间矛盾。
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的矛盾。
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之间，二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乏持续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后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没有保障。反之，没有消费国群体的持续稳定需求，能源资源富集国的比较优势就荡然无存。同时，二者在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上又彼此竞争，相互制约，供方希望尽可能获取高价收益，需方则期待尽可能减少消费支出。这种情况极易引发投机从而导致市场动荡，刺激能源资源开发多元化，而且正如多年来世界市场上中国一买就贵那样，供需过度失衡极易引发卖多必贱买多必贵的“飞去来器效应”。
经济多极化与金融单极化的矛盾。
世界市场运行需以某种或某些世界货币充当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贮藏手段，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关系构成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条件下，国际货币关系却表现为美元霸权。
这种经济多极化与货币单极化的矛盾又派生美元世界化与美元发行权国内化的矛盾，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宏观政策协调与美元霸权的矛盾，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势必利用美元霸权谋求本国私利，从而绑架世界经济。正是2007年至2009年美联储秘密地近乎无息向金融市场投放7.7万亿美元，导致危机年代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美金融机构在危机年代却赚得金银满钵。
中国应战四大外部风险
其一，区域经济主导权竞争的压力。
实施“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通过调结构、促民生、强内需，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与日俱增，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仍将相应水涨船高。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群体矛盾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在东西两洋强推TPP和TTIP，就是要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主导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就是力图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排除在外，这种情况类似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新西方联合”。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段面临“二次入世”的挑战和压力。
其二，高科技产业竞争压力。
科技多极化格局的酝酿与形成使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间的科技经济竞争空前激烈。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是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主要诉求，也是双方矛盾竞争展开的主要领域之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群体的佼佼者，其科技和产业追赶态势尤其明显，势必在更大程度上引发发达经济侧目和联合打压。华为、中兴等民族品牌科技公司近年海外业务遭遇强力阻击，可见一斑。
其三，能源资源保障压力。中国调整产业结构，重视内需拉动，摆脱高能耗低效益发展模式，对外部能源资源依赖程度可望缓解，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展，对外能源资源依赖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势必更加重视从能源资源领域入手，阻挠和羁绊中国获取外部能源资源的努力，或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操纵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比如，鉴于美自身油气开发特别是页岩气开发始见成效、对中东油气依赖下降以及我对中东油气依赖急剧上升，美欧近年在西亚北非特别是叙利亚局势中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绝非所谓支持民主那么简单。
其四，经济金融安全风险。资本逐利本性、金融全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经济多极化与美元霸权的矛盾以及国家间残酷竞争，使中国等实体经济厚实、金融实力薄弱、竞争经验欠缺的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金融安全压力。近年美欧日近乎同步的量化宽松曾使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面临空前通胀压力，美联储为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维护美元信誉便蓄意打压黄金价格，伯南克“一句美联储将减少债券购买”立即被市场解读为美将退出量化宽松，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金融市场寒流汹涌。
未来某个时机，不排除美在退出量化宽松引发新兴经济资金外流、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降低超额准备金利息。果如此，中国等新兴经济的优质资产极易遭遇恶性并购，多少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成果极易遭遇“合法掠夺”。眼下，内外舆论热议“二次东亚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并非完全耸人听闻，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国内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育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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