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６日电（记者吴晶晶）２０１２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５２％。城镇化水平从２０％提升到５０％，英、美、法三国分别用了１００年、６０年和６５年，我国仅用３０年。
“在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和化解的问题，在我国集中、叠加和交错出现。”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说。
在１６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部分政协常委、委员就如何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建言献策。
避免“过冷”“过热”
“城镇化建设应当防止两种倾向。”全国政协委员褚平说，一是“过热”，表现为雄心勃勃，大干快上，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二是“过冷”，表现为畏难发愁，裹足不前。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止“过热”，切不可将城镇化搞成“大跃进”、“运动式”。
“我国建设过程中曾有过一轮又一轮的运动方式，应及早注意避免重蹈覆辙。尤其要警惕在褊狭政绩观驱动下不顾实际情况、不顾全局协调而盲动蛮干的重演。”王光谦常委说。
全国政协常委高体健指出，有的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轻长远”，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建设品位低，缺乏文化支撑和民生保障等问题。
他呼吁，必须走以人为本、城乡互动、产城融合、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上下功夫。
褚平委员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统筹兼顾、远近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生态文明的要求，突出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品位，不搞“千城一面”。
不能“重大轻小”
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指出，我国城镇化的重点长期都放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上，忽视了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据粗略估计，近几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规模扩张在３０％至５０％不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受到了大城市的经济和政策资源制约与挤占，长期发展迟缓。”李钺锋委员说。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建议，对于一些特大镇，应完善设市标准和模式，推动撤镇建市；强镇扩权，合理划分城镇事权，赋予小城镇与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于一些特色鲜明却又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则应当改变以ＧＤＰ为导向的、一味做大做强的发展观，因地制宜地发展一批旅游小镇、文化创意小镇、休闲养老小镇、生态低碳小镇，鼓励走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的路。
着力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的委员指出，不能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城镇建设，搞急风暴雨式的“造城运动”，要处理好“城”与“人”的关系。
全国政协常委徐辉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进城易、落户难，同工易、同权难，生存易、过好难，共存易、融入难”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他建议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推进城镇化建设，现阶段应着力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推动他们落户城镇、融入城镇。
全国政协常委赖明指出，不仅要紧紧围绕“人、钱、地”几方面深化财权事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消除进城农民身份转变的障碍，使其“进得来、留得住”，也必须找到使其真正融入城市、避免城市二元结构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过得好”创造条件。他认为，进城农民及其子女教育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助推器和稳定器，应得到更多重视。
朱永新常委指出，应当把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推进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作为政策的落脚点，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激发农民创新活力，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城镇发展规划编制、公共事务决策、集体土地开发利用、城乡社区管理等，使小城镇建设成为参与式、分享式、包容式的过程。
防止“城市病”
传统城镇化带来的灰霾、拥堵、垃圾等各种“城市病”，阻碍了城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部分委员呼吁，提高城镇化质量刻不容缓。
“健康城镇是新型的、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明说，一个健康城市的标准应包括为市民提供清洁安全的环境，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使人们更健康长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等。
高体健常委提出应以环境生态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当务之急要下决心抓好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强城镇生态系统建设，构建由低密度建成区、城镇绿地、山林、水面、风景区、农田等构成的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积极建设一批绿色、低碳城镇。
朱永新常委建议，要加大对偏远、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对农村、小城镇垃圾中转、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水源地、流域上游、粮食主产区和贫困地区的环保投入，应当给予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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